自从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以来，承蒙信众厚爱，经常接到电话或来函问候，随着年龄渐增，我的身体状况更是成为彼此见面时关切的话题，也有许多人看我终日忙碌，却仍能从容应付，不见疲态，纷纷问我保健之道。其实四大五蕴假合之身，孰能无病？众生经历老病过程，谁能免除？只不过我从不刻意趋逸避苦，如今回顾往事，我深深感到：养生之道无他，“疾病本身就是一帖良药”。

就以香港脚与口腔破皮而言，人皆畏之，然而两者不仅长久与我为伍，而且时时交相为患。多年来，我非但不以为苦，反而深感庆幸，因为我觉得这是身体排除瘴气的征兆，我这一生少病少痛，想必与此有关。

年少时，在丛林参学，由于大家年纪还轻，都很喜欢发表意见，然而当时道风严峻，一个动作不对，眼睛稍微张望，即遭打骂，因此平常总是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等到下课如厕时，才趁着远离师长视线之际，隔着墙壁，彼此高谈阔论，久而久之，我也感染了一上净房就想说话的坏习惯。虽说可藉此畅所欲言，十分痛快，但是因为言语失当，事后被师长知道，叫去责罚的事例也时有所见。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患牙病，疼痛不堪，一位老师教我一个秘方——在便溺时，不要说话，咬紧牙根。我照着去做，果然根治牙痛之苦，而原本多话的毛病，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革除了。此后不但减少失言之过，还增加了观察思维的时间。我的心地变得逐渐清明起来，在为人处事上也更为周延。这项始料未及的收获，至今使我受益无穷。

俗话说“十男九痔”，好不容易根除牙痛，未久，却又染患痔疮，正苦不堪言，不知如何是好时，一位师兄在谈话中无意中说道：“越是肮脏的地方，越需要干净。”这句话使我福至心灵，茅塞顿开，从此每次如厕以后，都以水洗涤。在一次又一次地擦拭时，我仿佛见到佛世时的周利槃陀伽尊者，不疾不徐地扫着院子里随时飘落的树叶；又好像目睹禅门里的祖师大德，耐烦尽心地用手一根根拔起园子里生长不尽的杂草。我不再为痔疮苦恼，反而以病为师，深深感到无限的佛法妙意尽在其中。也不知过了多少时日，有一天竟然发现创口不复疼痛，原来皮肤已经愈合完好。回头检视自心，发觉烦恼尘垢也逐渐减少，一股轻安自在的法喜油然生起。

十七岁时，罹患疟疾，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心想应是回天乏术了。这时候，向来对我十分严厉的家师志开上人，派人送了半碗咸菜给我，令我感动不已，泪流满面，当下发愿尽形寿将身心奉献给佛教。未几，居然不药而愈。多少年来，当我在弘法工作上历经苦难，感到身心劳顿的时候，想到家师的半碗咸菜、自己的一句誓言，便心生惭愧，感恩之心油然而起，不敢稍有退缩。

二十岁那年，我又染患烂疮，除了头脚以外，全身出脓，臭秽无比，尤其脓血粘着衣服，每次一脱衣，就好像剥了一层皮下来。尤其自己不懂保健，又无钱购买成药，或许是因为有了痔疮的体验，虽然这次肉身所遭受的苦痛，甚于前者不止百倍，心中却能淡然视之，不觉忧恼，只是终日卧在病榻上，想到宿世无数劫苦，不禁哀悔泣首，往往无法自已。一个月过去了，我居然奇迹似的复原起来，步出寮房，景物依旧，身心却有大死一番的感受，我告诉自己要加倍精进，勤求无上佛道，饶益一切众生。

所以，次年我从佛学院结业后，有鉴于披剃出家的宜兴教育不够普及，便不计名利，自愿来到乡间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从事培育民族幼苗的工作。

最初来到台湾的几年，我白天操持苦役，夜间阅藏写稿，工作可谓十分繁重，加上当时物质缺乏，营养不良，我经常头晕目眩，然而我咬紧牙关，渡过每一个艰难的时刻。

刚来台时，目睹正信佛法之衰微，即矢志撰写佛传，然苦于居无定所，手边又缺乏典籍可供查阅，直到一九五五年，因缘具足，才得以如愿进行。当我搜齐资料，正要着手撰写时，突感胸口疼痛，而且经常咳嗽，一度怀疑自己是否得了当时颇为盛行的“世纪黑死病”——肺痨，于是日以继夜，不眠不休地振笔疾书，同时每天不断地礼佛祈求，希望在佛陀的加持之下，能让我完成这项神圣的使命以后，再舍报往生。

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时是真的患了肺痨，还是奇迹出现？只是从自己一生患病的经验看来，我觉得古德所说：“比丘应带三分病，才知道发心。”诚乃不虚之言。因为生病能使自己警惕生命无常，故而能激发精进求道之心，实为行者对治放逸懈怠的一帖良药。

多年来，我不曾因为风雨阻断原定的行程，更未尝因病苦而打消既有的计划。记得一九六○年五月，我在宜兰筹备佛诞节万人提灯大游行时，得了严重的风寒，虽然感到体力不支，几度昏眩欲倒，但是我仍然打起精神，召集大家开会，四处张罗打点，等到游行完毕，发现病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