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我在洛杉矶主持国际佛光会成立大会时，以“欢喜与融和”为主题发表演说，获得在场中外人士一致赞同。会后，许多人很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一个美妙而又深切时弊的主题？其实，“将欢喜布满人间”是我从小到大对自己一贯的期许，多年来实践的结果，我深深感到：惟有人人布施欢喜，才能相互融和，世界和平、天下一家的理想才能达成。

记得我童年时，家乡生活贫苦，常常见到左邻右舍的人家动怒吵架。出家以后，我又时时目睹一些同道给人难堪。及至弱冠，走出山林，从事弘法活动，接触社会百态，更是经常看到一些人以磨人为乐，以损人为快。对于这些情形，我深以为憾，故自幼至长，一直立志要将欢喜布满人间。

八九岁时，每当家人出门以后，我就开始整理环境，不但将家里打扫得窗明几净，纤尘不染，还钻到炉灶里，把草灰全都耙出来。蹲在水沟边，将树叶污泥掏干净，并且煮好饭菜等候家人回来。每次看到他们一进门惊喜的神情，心里也不自觉地高兴起来。

十二岁那年，我剃度出家，旋即进入佛学院读书。在课余时，我不但发心从事典座、行堂、司水、香灯等工作，而且总是想尽方法，做得尽善尽美。凡是别人不愿做的苦差事，我也都自动前往处理。十年的丛林参学生涯，在服务奉献中，我获得甚深法喜，在给人欢喜上，自己也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尽管身无长物，食宿无着，然而把欢喜带给别人的念头未尝稍减。当道友失意时，我鼓励安慰；当同参病重时，我前往照顾。看着大家从苦难中站起来，在困厄中成长，我同感喜悦，也深深地体悟到：给人欢喜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往来，最重要的是自己肯用一点心意来和别人结缘。

由于过去在丛林里与世隔绝，乍然来到人群社会，顿感手足无措，见到了陌生人，也不知道如何启齿谈话，于是我在寺院中默默地从事苦役，服务寺众，在闲暇时，我闭关阅藏，努力撰稿。借着劳力辛苦与文字般若，我不但将佛法的欢喜散播给周围的人，也传递给十方大众。

一九五一年，来到新竹弘法，最初我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但是仍旧笔耕不辍，经常通宵达旦。每次拿到稿费，我总是购买佛珠、项链及佛教书籍，送给前来学佛的青年，希望他们不但将这份法喜放在心上，也传播给四方亲友。

四十年前的台湾，可谓戒备森严，我们的行动也是备受限制。

记得我刚来新竹时，警察局每天都派人跟踪在旁，寸步不离，甚至离开寺院山门，都要先到派出所告假。我因为一心一意弘法利生，并不以此为意。后来，派出所办的民众识字班每天写传票要民众上课，而学生却寥寥无几，派出所不得已，就叫我们代为办理。因此我也不揣浅陋，每天前往教导民众学习国语，第一天只有十余人参加，没想到第二天以后大家奔走相告，居然来了两百多人，将讲习会的一间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此后，每天听课的人数有增无减。警察因此对我刮目相看，日后就不派人监视，上街也不要我请假了。此无其他秘诀，只是我上课，不但教民众国语和识字，还讲些故事寓言，把欢乐布施给大家罢了！想到当初我只是凭着给人欢喜的一念心意，与大众结缘，没想到却使得自己获得意外的自由，在惊喜之余，我更确信佛法中的广结善缘，实在是至高无上的真理妙谛。

一九五三年，我到了宜兰，除讲经弘法外，我为台北三家定期月刊写稿，四家电台撰写广播稿，经常连夜赶写，直到第二天曙光初透，我把稿件亲自送到邮局寄出，才回寺礼佛做早课。

我同时又在寺内增设中文补习班，除了教学之外，还发心修改学生们的日记、作文，用心地为他们讲解写作技巧，分析为文得失。其实我也所知有限，只是教学相长，但见学生们每天都带着兴奋的心情来上课，拿到我改过的文章，上面红笔画的圈圈点点，也都迫不及待地反复咀嚼。当年的学生如慈庄、慈惠、慈容、慈嘉，以及后来的慈怡、依空等，都是因为喜欢撰写文章而进入佛门，多年来，他们在佛教文化上奉献良多，度众无数，可说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

后来，我编辑《觉生》，更是夙兴夜寐，勤于审稿。过了好几年，我自己办理《今日佛教》《觉世》《普门》杂志时，一些担任编辑的徒众，经常在即将付印出刊的前夕，拿着稿件请我指导，我也体谅其难，只有挑灯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