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树春风有两般，南枝向暖北枝寒，

现前一段西来意，一片西飞一片东。

这是苏东坡与秦少游争论“虱子是什么做的？”时，佛印禅师为他们两人下评语所吟的诗偈。多年来，我一直朗朗上口，对于其中“皆大欢喜”的意境心仪不已。直至数年前，在吟诵之际，才蓦然觉醒：这不正是我向来做人处事所抱持的原则吗？

回想起来，早在三岁那年，我就具有“皆大欢喜”的性格。那时家境不好，一片供过佛祖的糕饼、一块路上拣来的奇石，我都如获至宝般，与玩伴们共同分享。每逢年节，我拿不动家里的糖果罐，往往使尽力气，把它拖到庭院里，邀请左邻右舍的小朋友一起过来吃糖，街坊邻居都取笑母亲养了一个傻儿子。我那时还不懂得大人们持家艰辛，只是看到大家吃得欢喜的模样，就打从心底高兴起来，所以乐此不疲，也就顾不得别人的椰榆了。

十二岁时，我入寺出家，虽然过着和世俗迥然不同的生活，但是我待人处事“皆大欢喜”的原则，未曾稍改。后来，我沉潜佛法日久，慧解与实践相互印证，渐渐体悟到佛教教义中的慈悲喜舍、爱语利行，正是要众生“皆大欢喜”，于是我更加信受奉行，始终不偷。

在多年的参学弘法生涯中，我不曾以公物私惠好友或亲人，而总是想尽办法，让大家利益均沽，“皆大欢喜”；我未尝因小祸而加害于人，反而宁己受苦，使众人免受责难。遇有好文，我传递阅览，和同门学侣共赏佳句；逢有善事，我也转告四方，与同参道友互相勉励。老师处罚大家，我一人挺身而出，代众受责；同窗受到欺负，我也自动前往关怀，为其解困。

一九四九年，我来到台湾，初时在寺院里从事杂役，每于工作之余，阅藏撰文，后来发现不为寺众所认同，虽然心中对于时人之贬抑文教，深感不以为然，但是为了让大家“皆大欢喜”，我白天付出全部的劳力，勤苦工作，晚上才集中精神，挑灯夜读。平日我随众学习客家语言，和大家打成一片，到了住持长老开示时，我为他即席翻译，使当地各方人士都能共享法喜。一年下来，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住持甚至有意安排我到他派下的道场法云寺担任住持。

一九五二年，我应邀来到宜兰弘法，以现代化的布教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来寺学佛共修，他们的活泼好动，不能为老一辈较为保守的寺众所见容，于是我时时居中协调，让老少都能“皆大欢喜”。直到现在，慈庄、心平、慈惠、慈容、慈嘉等和我谈到往事，还常常津津乐道地提及当年，爱姑每次总是只煮一碗素面端到我面前，并且当众言明是给我吃的。每次我都闻言不语，等到她走了以后，才分给大家同享。时光虽已不复倒流，但是欢喜之情却能永驻人心，成为大家共同美好的回忆。

及至来到高雄，建设寿山寺，开创佛光山以后，虽然追随我的徒众日益增多，“皆大欢喜”依然是我待人处世的圭臬。如果弟子只盛一碗饭，放到我面前，而别人却没有，或者侍者等到访客走了以后，才煮面给我吃，我都会面有愠色。

不仅如此，即使是年纪再小的徒众、徒孙前来请法，我也极尽“地主之谊”，招呼他们坐下、喝茶，请他们一起用餐、观景。有时遇上一些反应迟钝的徒众，听我叫了好几声，才“依教奉行”，旁边其他弟子看不过去，往往说道：“师父！您不要管他！”虽然常逢此情，但是天生“皆大欢喜”的性格实不易改。徒众常说我是“倒驾慈航”，我实在愧不敢当，自忖与观世音菩萨的拔苦予乐、普度众生相去尚远，不敢媲美，但愿以为模范，常随效法。

为了四处弘法的方便起见，十余年前，徒众建议我以车代步，在购买时，我总是在经济范围许可下，尽量选择容量较大的。近年，在旧车淘汰换新时，我干脆买了一部能坐九人的“载卡多”，希望给予更多人欢喜与便利。

有一次，我参加佛学院学生的结业旅行，环岛巡访各别分院时，我舍专车不坐，而和同学一起改乘大巴士，从第一车轮流坐到第四车，以期和大家都能有谈话的机会，好让师生们“皆大欢喜”。一些弟子恐怕我因此而无法休息，往往好心劝阻，我向来不逆人意，但是对干这些违背我个性的谏言，也只有心领了。每次出国弘法，我总不忘记沿途购买礼物，一回到山上，就立即聚集寺众，与大家分享旅途种种经历趣闻，然后举行摸彩抽奖，让大家人手一物。虽说各式礼物均非昂贵之品，但是透过轻松的联谊场面，希望大众都能从中领会“皆大欢喜”的意义与价值。

早年在北部宜兰布教时，南部的信徒请我前往说法，虽然路途遥远，为了让信徒们都能“皆大欢喜”，我不惮舟车劳顿，来往于南北之间。后来，在高雄开辟佛光山后，又应北部信徒的请求，在当地建立别分院。有一天，曾经帮我设计殿堂，籍属客家的工程师谢润德居士向我抗议：“您为什么只在闽南人的地方建寺，而没有在客家人的地方建寺呢？”我听了以后，非常感动，因此就在桃园、新竹、苗栗、头份等地陆续设立道场。不多时，东部的信徒也频频邀请我们前往建寺，屏东、潮州、花莲、台东等地的讲堂又于焉兴建。当别分院在台湾各地一一成立时，海外侨民又一再陈情，希望我们能解除其精神上的饥渴，就这样，在“皆大欢喜”的理念之下，“无心插柳柳成荫”，佛光山的标帜竟然在全球树立起来。

外界人士经常很好奇地问我：“在海内外普建道场，是很花钱的事吧？”的确，我们在硬件建设上需款甚巨，但是更多的经费是应当地信众的请求，就地筹措而成，为的也是希望满其所愿，让各地的信徒都能“皆大欢喜”。

佛光山固然是以文教起家，但是并没有偏废慈善事业，所以我们不但办杂志、编藏经、搞出版、设学校，也同时成立云水医院，设置急难救济专户，兴建老人精舍，办理育幼院；佛光山虽然以弘法为家务，但是也重视修行的生活，因此我们在遍设道场，讲经弘法之余，也成立修持殿堂，举办禅坐、念佛、礼忏、抄经等共修活动。但看弟子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得其所，佛光人都能“老有所安，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信徒们也找到适合自己根性的修道法门，那种人间佛教本自具有的蓬勃朝气，从每个人的身上散发出来，不就证明了“皆大欢喜”正是弘法利生的最佳体现！

曾经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杂志。也有人说：如果要跟一个人过不去，就叫他办佛学院。回想多年来办杂志与办学院的经验，我觉得这些话诚然不虚，但是，办杂志或者办教育的艰辛，比起教养徒弟的困难，可谓万分不及其一。

如果不算以百万计的在家信徒，我的出家弟子已逾千人，入室不退转的在家弟子也千人，包括老、中、青、少，来自社会不同阶层，各人脾气性向不一，工作立场也互有差别，融和之道无他，尽在令其“皆大欢喜”而已矣！

直至今日，每年期头人事调动之际，我总是分批约见即将从佛学院毕业及实习期满的学生，耐心垂询其理想志趣、技能所长、学习心得，甚至家中情况，然后给予适当建议。曾经有不少弟子劝我不必这么辛苦，依常住需要分派职务即可。然而基于我向来“皆大欢喜”的做事原则，实在不忍见到他们在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上，苦苦煎熬，所以即使再忙再累，我也抽出空档，一一面谈。

对于弟子们已经作好的决定，我即使不觉满意，也不轻易说出一句否定的话。弟子有许多事情我根本不知道，偶尔在无意间知道了，我也不会怪他们不和我说，我以为自己能够担当最好。一旦他们出了纰漏，我不但不严辞责备，反而体念他们心中的焦急，给予种种指导，并且集合相关单位，共商良策，一起解决问题。徒众和我应对，言语上偶有不当，我也不太计较他们的无心之过，顶多以幽默的口吻反嘲一记，在不伤感情之下，让他们自己省悟。如此一来，不知杜绝了多少意见纷争，泯除了多少代沟问题，无形中也带动了全山徒众“以和为贵”的风气。开山近三十年来，不曾有过什么纠纷，自忖与我“皆大欢喜”的性格应该很有关系。

我不但费心促使全山的徒众“皆大欢喜”，也尽力让山下村庄居民同感悦乐。多年来，我出资铺路修桥，争取装设自动电话，设法接通自来水管，制造就业机会，设立普门中学、普门幼稚园、星期学校、民众补习班，让莘莘学子可以读书进修，从多方面为民谋福建言。每逢年节，我邀请附近村民来山同乐，摸彩抽奖，给予红包；寻常时日，我也责成有关单位，义诊施棺，冬令救济，寻访疾苦，总希望做到“皆大欢喜”。

今年（一九九四年）三月份的“台北七号公园观音事件”轰动了整个台湾，当事人各执其理，僵持不下，颇有一触即发之势。为了防止事态严重，危及社会安宁，我秉持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心，在忙碌的行程中，安插时间与昭慧法师、林正杰居士等佛教界人士晤谈，同时也拜访市长黄大洲先生与耶稣教灵粮堂的林治平先生，大家沟通协调，终获圆满解决，佛教徒留下了观音，耶稣教也充分表现了尊重的美德。事后，卫星电视台的李涛先生就这个事件采访时，问我如何使结局“皆大欢喜”？我答道：在当初参与时，就希望有“皆大欢喜”的结果。

多年前，台湾劳资冲突时有所见。有一天，我召集全山约六百名员工开会，询问他们是否需要示威游行，摇旗呐喊，要求加薪？生活上有没有什么困难？不意大家竟一致说道：“我们不要钱，我们在佛光山有信仰，有欢喜，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可贵的了！”我不禁在内心赞叹：诚哉斯言矣！

无奈我虽有“皆大欢喜”之心，然而事事不能尽如人意。佛光精舍、仁爱之家的老人口味咸淡不一；经常要求出家的男女青年，未能全满其愿；要求短期出家修道的人过多，未能全部录取；另外，这个世上更多的要求，我无法全部满足所求，也自感惭愧不安。

人类要达到真正的和平幸福，必须要让大家“皆大欢喜”，而要求事事“皆大欢喜”，则有赖当事者抱持“皆大欢喜”的诚意，多方沟通，费心协调。

（一九九四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