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强调一下，明朝一开始，从来就没有对士绅们进行免税的优待，而只是对徭役的优免。

整个大明，除了老朱家的藩王，没有人能够免税。

司马光曾说过：“有因役而亡者，无因赋而亡者。”

对于百姓来说，赋税重顶多倾家荡产，但徭役重就是破家灭门。

在明初，朱元璋见到这种情况，就提出了优免条例，官员们很多都是远离故土，根本不可能承担家乡里甲给他们分配的抬轿、修路、打更等杂役。

二来也不可能今天还是朝廷高官，明天就跟皇帝说我要辞职回去抬轿子了。

所以，从洪武年至嘉靖、万历，对于徭役的优免一直在成型，后来在嘉靖二十四年形成成例。

即：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许多人就望而生义，以为优免的钱粮，而实质上有明一朝，优免的范围始终是严格限制在劳役之中，从来没有扩大到赋税领域。

所谓的“优免役粮三十石”和“免田一万亩”指的是优免附着于“粮三十石”和“田一万亩”上的劳役，并不是免除他们的赋税。

赋税该交还是要交，只不过劳役费用能少交杂役那一部分。

通俗的解释，官绅们家的佃户，基本上可以免除徭役。

到光是这一条，就让投献之风大起。

然而，政策是好政策，但是政令一出紫禁城，但在具体的以县为单位的执行层面，乡绅们会通过各种手段，通过和县官勾结，不服正役、不交赋税……

“也就是说，本来只是对徭役的豁免，但传到民间，各县，就变成了赋税的豁免。”

即使早有预料，但真切的从赵舒等人口中知晓此事，朱谊汐不禁怒从心起。

之前在民间，亦或者穿越前，他就对明朝的士绅优免特权深恶痛绝，其严重破坏了大明的财政收入。

（实质上每年依旧能收两千七百万石左右，相较于洪武年的三千石相差不多，只是开支增多了……）

谁能想到，真切的了解其事，就会明白，大明几百年增长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基本上被士绅窃取。

所谓的优免，也不合规矩，随着朝廷控制力的下降，而越发猖狂。

就像是宋朝祖制不杀士大夫，赵匡胤和赵光义兄弟杀的比谁都欢，长久的忽悠连皇帝都信了。

“官官相护！”哪怕一如张慎言这样的食利者，也忍不住叹气：“万历初年，海忠介（海瑞）不畏权势，对闲赋在家的徐文贞（徐阶）一家进行清查。”

“可惜，徐文阶教子不严，其虽有清廉之称，但家中却聚田数十万亩，以为松江府一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