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邺自得七玺，翌晨登朝，群臣俱贺。但小皇帝兴奋劲儿还没过去，便陆续有大臣对他昨日的举动提出异议——

“《周礼》六冕、五辂，其大裘冕最贵，用祀昊天上帝，即享先王，亦不过衮冕而已。则传国玉玺虽为重宝，终是死物，如何与昊天上帝，或者先王比类啊？陛下实不应着大裘冕往迎玉玺也。”

也有大臣说：“周天子六冕，而汉以后归一，以衮冕为天子祭祀之服。逮魏明帝更制，用王景侯（王肃）之议，加大裘其上，为最尊贵。则天子若行大典，率百僚，往迎传国玺，着大裘冕亦无不可，唯后无所从，前唯出于宫门，又岂能着此华服呢？”

说白了，你又没有正式举行迎玺的大典，又没有领着百官同往，怎么就能把祭祀之服堂而皇之地穿在身上哪？

群口粥粥，说得司马邺满面羞惭。实话说他昨日身着大裘冕去迎七玺，完全是因为着急把传国玺拿到手中，故此不及召聚朝臣，又想着玉玺那么重要的物事，总应该穿着礼服去迎吧……按照礼仪制度，究竟应该怎么做，他根本就不明白啊，因为此事并无先例，前朝即有玉玺失而复得之事，也根本没记录过究竟是怎么往迎的哪。

于是先做自我批评：“是朕差矣。”然后就问了：“又当如何做才是啊？”

一言既是，不同派系的学者就又吵起来了，吵着吵着，楼层一歪，竟然演变成了郑、王之争。

因为对于《周礼》所载的冕服制度，历代本有不同解读，郑玄是一套说法，王肃自然又是另外一套说法。魏明帝变更汉代制度的时候，基本上采用了王肃之言，继而司马氏篡魏，晋家制度一如曹魏——谁敢轻易推翻王肃啊？然而郑学虽然被赶出了朝堂，却仍在士林中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并且最近裴大司马又在关中哄抬郑学，于是便有人趁此机会，攻讦王肃所定制度，想要变天。

最终还是太尉荀组站出来呵斥道：“我晋制度，武皇帝所定，谁可擅改？！”郑学想变天我不管——反正也没多少人真喜欢王肃——但制度既定，那就是铁律——“至于天子冕服之着用，若逢前代所无之事，制度如何补定，当由尚书与太常拟议，上呈天子定夺。此岂朝会之上，一二言可决之事哪？！”

就此喝止群臣，然后转身朝向司马邺，举笏道：“朝会当议军国重事——闻今已将刘粲、靳准等贼首级悬于街市示众，则朝廷亦当即颁诏命，以普示臣民。”

司马邺连连点头：“自当如此，尚书为朕拟诏吧。”

左右仆射荀崧、华恒尽皆躬身受命。随即荀崧又提建议，说逢此大喜，叛贼大酋授首，七玺复归洛阳，天子应当再次出城去谒陵、告庙，以感谢祖宗的护佑才是。

大臣们多数附和，然而尚书祖纳却提出异议，他说：“臣入朝之前，闻陛下因关中之胜，即往北山谒陵。然而虽拒胡侵，河东未复，逆虏未灭，此胜乃人臣之胜，非陛下之胜也，实不当因此小事而扰祖宗。即今刘粲亦不过渠魁之一，虽得其首，非可明告先帝也，唯七玺复归，可以告庙。

“然而贼仍未灭，国家日益强盛，正不知此后还有多少捷报传来。倘得刘聪尸骨，或收复平阳，或迎归孝怀皇帝梓宫，等等，难道陛下都将一一出城而往谒陵么？并且相隔不过数月，岂有天子一岁而频出之理啊？”

平北将军、散骑常侍祖约也附和乃兄所言，出列奏道：“尚书所言是也。国家多年丧乱，唯有祸乱尽敉之时，陛下才当出而谒陵。”

荀崧皱着眉头问他：“幽、冀、并州，仍陷贼手，若欲底定，不知需要几岁，难道便不往告先帝了么？”

祖纳道：“今裴大司马及甄将军趁胡乱往取平阳，倘能收复平阳，则逆胡等若殄灭，即有孑遗，不为祸也。至于羯奴在河北、晋阳，必背胡而自立，乃是旧祸中所生新祸，非祖宗前所知也。故而臣以为，不必待天下大定，若能收复平阳，陛下便可出而谒陵。”

司马邺小年轻，对于国家大事并不怎么太上心，再加上权臣当道，因此整天窝在宫里，近乎无所事事，实感烦闷，所以此前荀崧一奏，他才忙不迭地出城去谒陵，趁机散心。如今因为七玺复得，荀崧复奏，司马邺不禁再次兴奋起来，谁想却被祖氏兄弟所阻。

他不得不承认，祖纳所言有理，身为天子，不可能三天两头往宫外乃至城外跑啊。倘若是去岁关中大胜，然后隔个起码半年，才有七玺复归之事，那么两出谒陵，犹有可说；而今才刚过了几个月，天子就又出城了……一会儿来一趟，那祖宗烦不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