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匹磾是在二月中旬幽禁了刘琨的，其后温峤南下、北归，约摸两个月的时间，时序很快便迈入了这一年的仲夏五月。

在这段时间里，各方情势还算安稳，中原地区难得地太平了一段时间。主要是去岁和年初两场大仗，几乎把各方势力所积聚的力量都消耗了大半，亟欲进入一段稳定的积储期——尤以平阳政权为甚。

唯一的小规模战事，发生在河东地区，甄随既然听闻祖逖已退羯师，又得了裴该的催促，他便快速进军，收复了解县和猗氏，进逼安邑。胡汉在河东郡内的军事力量齐集安邑，严防死守，甄随攻了数日，见不易下——他本人并不擅长攻城战——便即转向，抄掠乡间，然后南下攻克了茅津附近的大阳县。

同时李矩派遣郭诵率兵西出，攻破了王屋山南麓的东垣县，与关中势力连成一气。至此河东郡唯安邑和其北的闻喜、汾阴三县，尚在胡军手中。但三县中豪门大户，除裴氏外，多数背反，呼应晋军，导致胡兵不敢出城一步。

秦州方面，裴粹姗姗来迟，终于抵达了冀县——裴该怀疑这位叔父是在观望成败，估计自己若不击退胡军，他绝不肯自凉州南下——与裴嶷交接过了，裴文冀乃得返回长安。裴该遂与裴嶷等人反复商讨后，重新梳理了关中的政权体系。

与刘琨相同，裴该脑袋上也同时戴着好几顶帽子，手下好几套班子，只是相互交叉，实际上在一起办公，并不存在互不统属的问题，但他仍然觉得如此下去，必然会引发职权不明、人浮于事的问题，因此尝试统合之。

原本裴该初建行台于长安，政治改革的步伐还不敢迈得太大，如今留镇关中，忽忽已将一岁，加之挫败胡师，威望正在如日中天的时候，裴嶷因此奉劝：“明公此时不尽更旧制，更待何时啊？”

尤其这会儿梁芬、荀崧尚在，有什么事儿都方便给你兜着，即便你自己出台一套新体制，他们也能劝说天子，让你顺利通过。倘若再过几年，梁、荀总有退休或者改任的时候——以最近祖约逐李容的趋势来看，朝中的均势恐怕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到时候必然难办哪。

于是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划，正式向朝廷上奏，为了统合关中各部门，行台仿朝廷制度，新命一套官职体系。

行台制度虽然始于魏晋，但当时还不完善，基本上是把朝廷官僚一分为二，行在和行台各执一部分——而裴该此前却把整个朝廷系统打包全都给发洛阳去了。在原本历史上，到了北魏时期，于地方上建大行台——其实就是后世行省的雏形——大行台的班子与中央毫无二致，也就是说，大行台也命尚书，分曹理事，甚至于还可能有中书省、秘书省……

而以目前的状况，裴该还不可能那么办——而且他也不打算那么办——于是便在幕府名目下，用旧瓶装了新酒。

晋制，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府中设长史一人，加兵者，增设司马一人，皆秩千石；其下有从事中郎二人，秩比千石；再下是主簿、记室督、西东曹掾、户仓贼曹令史属等职。裴该仍使裴嶷为长史，陶侃为司马，分掌民政和军事；另以裴诜、王贡二人为从事中郎，实掌监察幕府诸事，以及对外情报工作。

而于长史、司马之下，则仿效中央，设尚书，分曹理事——当然啦，名字得换一个。

尚书由台而省，从内朝转为外朝，制度是在逐步完善的，此际尚无后世六部之别，而设诸曹——据说汉末曾有人说过，尚书分曹理事，是预示着曹氏当兴，甚至代汉……

尚书初设于秦代，隶少府；汉武帝开始作为内朝班底；汉成帝时始分五曹，其后历有增减，晋初置吏部、三公、客曹、驾部、屯田、度支六曹，而今则为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此外，晋武帝还析分六曹为直事、殿中、祠部、仪曹等总共三十五曹，置尚书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如今则省为二十六曹（主要是兵权多外放，尚书省于军政上被迫缩编），置二十六郎。

裴该在行台分部门办公，就不便再以曹名了，他干脆套用后世的“部”名，各部首脑称掾，秩比千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