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儒家对待父母的态度。
要知道儒家的爱叫“仁”，其根基就是来自对父母的血亲之爱，与墨家的“兼爱”是有着非常大区别的。
“仁”是血亲之爱的扩充和升华，是将对父母的那种绝对至诚的爱扩充向他人，以求达到对他人也能有足够真诚的爱，进而实现天下之大爱，这是用血缘纽带维系社会结构稳定的伟大思路。”
那个墨家弟子本想第一时间反驳。
但是三公子赢天歪嘴一笑。
淡定示之。
那个墨家弟子这才作罢。
那个主持礼仪的儒家弟子有看向了扬朱学派的弟子职责道：
“杨朱为我，无君也
在百家之中也有一派跟儒家一样反对墨家的学说，那就是杨朱学派。
如果说墨家是极致的“利他主义”，那么杨朱学派则是极致的“无利主义”。
墨家讲“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杨朱学派则讲“贵己”、“为我”，“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杨朱学派不主张人们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但同样不指望他人和社会给与自己什么。
这便颇与道家老子提出“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社会中的观念相一致，故而有学者指出，杨朱学派其实出自道家。
但从现代视角来看，老子的理想社会建立在人口稀缺，生产力低下的上古时期，人与人之间需要亲密合作方可生存。
社会不存在生产过剩的情况，部落间自然也不存在掠夺，私有意识完全没有诞生的土壤。
但孟子的时代已经进入分封制铁器农耕时代，生产力和人口数量早已将每个人的生存成本与他人绑定，社会已经不可能出现“老死不相往来”这种情况了。
故而孟子批判杨朱学派“杨朱为我，无君也”。
孟子清醒的意识到，自己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可能回到上古的大同社会，君王等级制度已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让百姓能够安居，便唯有引导君王实施仁政。
杨朱的主张倒行逆施，根本不现实。
所以相比杨朱学派，孟子则更加现实一些。”
扬朱学派弟子本想和那个主持礼仪的儒家弟子辩论一番。
但被三公子赢天劝了下去。
示意自己会解决。
那个主持礼仪的儒家弟子又看向了农家弟子：
“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还有一家学派也曾跟孟子有过辩论，那就是农家，该学派假托上古神农氏名义进行宣传，故也叫神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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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滕文公有意尝试孟子的“仁政”思想，吸纳来一些云游学者，其中就有一个叫许行的农家学派学者。
有一天许行遇到了儒家弟子陈相，攀谈之后陈相被许行说服便转而信奉农家学说了。
后来这个陈相遇到孟子，便跟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说：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滕文公确实是个不错的君主，可惜他不懂道理。真正贤明的君王应该与百姓一起种地，亲自烧火做饭，同时治理国家。
这种思想带有很强的古朴农业文明的气息，在上古尧舜时期，部落首领还是通过禅让来继承。
当时的首领都是带头参与劳动，获得较高声望才会被推举为首领的，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经历。
而我国自古又是古老的农业社会，百姓依托农业而生活，所以农家认为君王也应当与百姓一样，以身作则参与农业生产，带动百姓生产积极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贤明。
这种“与民共耕”的亲民思路似乎与儒家“贵民”的思想十分相近，但孟子却并不认可。
他连续提出反问：“许先生一定要先织布才穿衣服、戴帽子吗？许先生做饭用的锅和陶具是自己制作的吗？许先生用的农具是自己打造的吗？”
并以此三问来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朴素原始的社会分工观点。
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虽然孟子将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说法存在封建性，但相比农家思想，他洞察到了社会分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分工的出现伴随产生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治”与“被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诞生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百姓之间矛盾对立的出现。
这种矛盾对立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诞生，同时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和凸显，才促生了诸子百家纷纷出来提出想法，以寻求解决之道的百花齐放之势。
针对这一矛盾，农家提出让“劳心者”参与“劳力”以消减矛盾的对立性；
儒家则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性，提出让“劳心者”对“劳力者”施以“仁政”，让“劳心者”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力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的效果，这是对于“治”的全面阐释。
而杨朱、墨翟学派从根本上否认“心”与“力”的对立性，不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劳心”与“劳力”都不过一样的“劳”，没有区别。
只不过二者在如何“劳”，为谁而“劳”上走向了两个极端，进而产生了区分。
至于纵横家，似乎完全服务于“劳心者”，只求巩固“劳心者”的力量来实现偏向矛盾一方的“压倒性倾塌”，但矛盾之所以为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实力的对等，此等行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