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福三年（938）11月，石敬瑭加授杨光远守太尉、洛阳留守，兼河阳节度使，判六军诸卫，把他从魏州调到洛阳。

与此同时，升魏州为邺都，置留守官（为叙述连贯，始终保持其“魏州”的称呼）；将原属魏博军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设置彰德军，以相州为治所；将原属魏博军的贝州、博州、原成德军的冀州分割出来，设置永清军，以贝州为治所。

实际上，原有的魏博军就被肢解成了三个相对独立的军镇，势力被大大削弱。石敬瑭又把澶州升为防御州，并将州政府南迁到德胜渡，整体向南迁移，以躲避来自北方契丹的潜在威胁，加强战略纵深。

看得出来，在桑维翰提供的“分割魏博”方案中，已经不仅仅是针对一个小小的杨光远了，而是把目光放长远，为将来的有可能发生的“晋辽之战”做准备。

所以我们需要再次强调，桑维翰等“亲辽派”官员不能与“汉奸”完全划等号，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亲辽”，完全是以后晋的利益为出发点的一种鸽派外交，其目的是韬光养晦，最终是要战胜契丹，让石敬瑭和他的后晋政权可以站着把钱挣了。桑维翰亲辽，但绝不精辽。

杨光远更加痛恨桑维翰，而更让他深恶痛绝的事情接踵而至：

杨光远的小弟刘处让荣升枢密使，刚刚半年，刘处让的母亲就去世了，刘处让只能照例辞职回家丁母忧。

“割耳义士”刘处让妥妥的“杨派”，是杨光远在中央的小弟。于是石敬瑭敲山震虎，先拿刘处让开刀，剪除杨光远的羽翼。

石敬瑭下令，撤销枢密院，把印信交给中书省保管，原枢密院的工作由宰相们分别负责。“枢密使”的编制废除了，权力由宰相们接管……这不还是宰相兼枢密使的内核嘛，换汤不换药，唯一有所改变的，就是丁忧归来的刘处让，忽然发现自己被下岗了。

杨光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面见石敬瑭，当面指责桑维翰擅权弄威、离间君臣、假公济私、与民争利……

据说桑维翰的家人在洛阳等地开办酒店等营业性场所，封建时期的官员下海经商，是对民间工商业的降维打击，即“与民争利”，是非常遭士人鄙视唾弃的。

迫于杨光远的巨大压力，石敬瑭最终将桑维翰外放，任命他为相州彰德军节度使。

桑维翰到了相州后，就革除了一项陋习，即抄没罪犯家产。前文已经提及，凡是犯罪之人，一律抄没全部家产充公，据说这是河朔地区的旧俗。桑维翰深以为不妥，且国家没有一条法律支持这种野蛮粗暴的行径，于是上疏请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