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运点点头，道：“田常杀齐君，可谓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春秋末期，纲常逆法伦理崩坏，诸侯征战。试问，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吃饱穿暖是基本的需求吗？不，如果能生活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即便饿一点，冷一点，九成九的人还是能够接受。”

第1839章 希望

许多人连连点头。

有人觉得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十分有道理，大多数人都觉得方运最后说的那个需求有道理。

就在这个时候，所有大儒与大学士把目光转向方运所在，动用全身的力量仔细聆听，而其余翰林进士或其他读书人，都不由自主向方运那里前行。

“您说的是。在随时可能被杀死的地方吃饱穿暖，莫不如在一个安稳的地方，即便衣食住行都差一些，至少可以活下去。”方行炎道。

“安稳平静，才是正常百姓最基本的需求。所以，那个时期先后出现两位真正得到百姓拥护的伟人，前为孔子，后为墨子。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墨家所追求的‘兼爱’‘非攻’‘尚贤’等圣道，与儒家的仁义礼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便是与儒家对立的‘节葬’，墨子也只提倡在积弱贫苦之地施行，甚至直言，若是厚葬能让百姓感到心安，能让一些贫穷者从事相关的行当获得钱财，那厚葬也是仁义之事。两人唯一的不同是，孔圣是自上而下行仁义，而墨子则是要自下而上行仁义。”

众人轻轻点头，儒家与墨家一直对立，很少有人敢说这种话。

“孔圣的‘仁’，意义很多，但最重‘仁君’与‘仁政’，仁君仁政下的百姓才会更加安定。在孟子的时代，孟子强调‘义’，为何？因为战国时期，各国已经没有仁君仁政可言，远远比春秋时期更加混乱，更加令人绝望，以至于孟子已经不对仁君抱有任何希望，所以看待民、社稷与君王三者时，说‘君为轻’。孟子更看重‘义’，已经不去追求大而化之的仁义，而是追求每个人应该去遵守的‘道义’，当每一个人都遵守道义，甚至鼓励我们勇于用激进的手段匡扶正义，即便弑君也是诛一贼。”

“那么，到了荀子那里，为何要重‘礼’？如果说孔子是一位坚信‘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教好的慈祥老人，那孟子就像是一位体味民间疾苦同情百姓但横眉冷对君王的义士，而荀子他老人家呢？不仅不相信君，不仅不相信民，他除了孔圣基本谁都不相信，只信天，认为只有‘礼’才能解决一切，而且他的礼与孔圣的礼有极大不同。孔圣的礼严格来说是‘礼乐’，是建立让人主动去遵守的制度，但荀圣的礼是用秩序和规章制度来约束君与民，所以他才会培养出韩非子与李斯两位法家巨擘。你们若是细细体味，便会发现三圣经历的世界，是何等残酷！”

众人被方运这种新奇的论点吸引，又被隐藏在三圣圣道背后的线索震惊，细细体味才发现，人族是一步一步走向绝望，从仁到义，从义到礼，最后从礼到法，背后隐藏的几乎是一部黑暗史。

许多人被震撼的说不出话来，人族到底经历了何等绝望与挣扎，才会孕育出这条根植于黑暗、贯穿千百年的树藤。

方运缓缓道：“当你们用公正的目光去看历史，就会发现不是儒家选择了春秋战国，不是儒家选择了秦皇汉武，而是那个时代的君臣百姓选择了儒家，是历史选择了儒家。未必是儒家圣道多么完美，很可能只是因为，没有任何一家圣道能超越儒家，没有任何一家圣道更能代表当时各个阶层所有人的需求。”

大多数人只是深思，但文位越高之人，心中越是惊骇，方运这话，实在是惊世之言，若在圣元大陆说出，足以引发百家震动，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各家，都会对方运展开口诛笔伐。

但是，这些人也相信，当经历了开始激烈的争论后，一旦事态趋于平静，所有人都会发现，方运所言是事实。

“如果有一天，人族创造了更强大更完美的圣道，那么，儒家纵然有万千不是，我们也应该知道，在人族蒙昧时期，儒家便是那一豆灯火，在妖蛮的围堵中飘飘摇摇，忽明忽暗，但一直带领人族前行，直到天地重开，清浊再分，大日照耀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