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开发台湾的事儿对大明朝廷来说，差不多就是个无底洞，可不能拿民脂民膏硬往里面填，还是委托给郑家去开发比较妥当。

“回禀皇上，”郑芝龙道，“臣家这两年在台湾下了血本，垦荒多至三十万亩，半数则种了甘蔗，余下的则种植芋头、蕃薯、水稻和各种果蔬。

甘蔗可以用来熬糖，能卖不少钱。稻米能养人，不过产量不高，所以得种些蕃薯以补不足，至于芋头，可以给人吃，也能喂猪。”

“台湾的稻米产量不高？”朱慈烺问，“为什么呀？台湾气候湿润温暖，水稻一年两熟不成问题吧？两熟相加，亩产怎么都能有三四石白米吧？”

郑芝龙连连摇头：“没有那么好，真有那么好，台湾这么好荒到现在？陛下有所不知，台湾风大，每到夏季就是一阵阵的狂风，经常能把长到一半的稻米吹倒。所有上岛开垦的百姓必须要种植蕃薯和芋头，这样才能保证口粮供应无虞。”

台湾在后世是盛产稻米的，但那是建立在一代代改良稻种和杂交的抗风水稻基础上的。在17世纪，能够在台湾岛上种植的都是福建带过去的水稻，容易被台风吹倒，产量不稳。所以必须有备荒的蕃薯、芋头配合种植，才能确保粮食供应无虞。

至于蔗糖则是荷兰人引入台湾岛的特产，再加上一个鹿皮，就是台湾岛的利润来源。

郑芝龙从荷兰人手中接过台湾岛后，也在蔗糖产业上投下了巨资。

不过他放下去的并不是血本，而是抵押贷款——由海商银行向敢于去台湾岛上搏一下的福建农户发放高利贷，再以农户在岛上开发出来的农场做抵押。同时，郑家的台湾糖行还会和上到搏富贵的福建农户签署甘蔗包买协议，收购他们的甘蔗。

贷款利率和甘蔗的收购价格，都是郑家奸商精心计算过的，一方面能让苦心经营，运气也不错的农户赚到“大钱”；一方面又将开发台湾的风险，最大程度的转嫁出去。

赚到大钱的农户，不过是郑家展示给那些两手空空，又做梦都想发家致富的福建农民们看的财富效应。

在一家发财的农户背后，至少有四家农户白辛苦一场，甚至把性命都输在台湾岛的倒霉蛋……妥妥的二八效应啊！

而郑家在这场开发台湾的冒险活动当中，是稳坐钓鱼台的。

两成赚了钱的农户可以偿还贷款，可以源源不断的向郑家的糖厂供应蔗糖。而八成亏得一无所有的农户，只要不死，就得给郑家打工赚钱还债——要不然台湾岛上的无产阶级怎么来？

而且他们辛辛苦苦开出来的农场，也会被郑家收购，然后再转卖给从福建过来的新人接盘……只要有财富效应，就会有人前赴后继上岛寻梦。

谁让福建是八山一水一分田，自古就是田少人多，从来都不缺敢于出海去寻活路的穷人。郑芝龙自己，早年也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