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作风松弛、经不起诱惑：大家都知道我是商人出身，其实对商场的尔虞我诈和相互倾轧有深刻认识，但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继续用这套金钱至上的想法来维持个人工作与生活，以至于道德标准节节下滑，犯了很多错误；
第三，摆老资格，自高自大，反省不足：总认为自己是老革命，为党和国家做出过一些贡献，是元老，听不进不同意见，也拒绝其他同志的帮助和劝告；
第四……”
里宾特洛甫一口气总结了8个方面的原因，查找问题的决心可谓不小，他也不敢避重就轻，霍夫曼警告过他，如果不能讲深、讲透、讲彻底，这次他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就只有去集中营报道了，这是里宾特洛甫万万不敢尝试的，甚至儿子小里宾特洛甫也知道了父亲的情况，急得满头大汗，从部队赶来苦劝父亲一定要深刻检讨，于是外交部长先生就痛挖灵魂深处的根源。
“经过元首的批评教育和帮助，我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决定向组织自首，坦白我的腐败情况，深刻检讨自己犯下的错误，请求党严厉处分我！”说到这，里宾特洛甫的语调几乎都要哭出来了，“我请求辞去外交部长的职务，交出这些年收受的礼金、礼物和其他好处用于战争伤亡将士和困难家庭抚恤，向党、向各位同志深刻反省自己的错误，只希望能保留我的党籍……给我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
所有人都吓了一条：里宾特洛甫要做检讨和反省他们是知道的，这是会前就定下来的内容，只是没想到程度这么严重，连保留党籍的请求都提出来了——难道元首真要从重从快处理？如果连党籍也不能保留，那离集中营真的只有30公里了。
“里宾特洛甫同志刚才对外交部存在的腐败问题进行了梳理和排查，个人做了深刻的反省与自我批评，是灵魂深处的检讨……我认为外交部的腐败问题、浮夸问题以及形形色色自行其是、目无中央、妄议大政的工作作风都与他有关，正因为他自身立场不坚定，自身素养不过硬，造成了工作中不能碰硬。”霍夫曼一边看着冷汗直冒的里宾特洛甫，一边对众人道，“请大家议一下，对他的错误该怎么样进行处理？请畅所欲言，这是最好的帮助同志改正错误的方式。”
听完这句，大家心里有数了：元首还称里宾特洛甫为同志，同时又把这些话叫做反省、自我批评、检讨——说明最终还是能过关的。
“元首，我来说几句……”鲍曼第一个发言，“里宾特洛甫同志的情况其实有一些我是知道的，我身为党的书记，没有能够及时规劝，说明我工作也是失职的。为什么没规劝呢？一是碍于面子，毕竟这么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有些话直接说不出口；二是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总觉得只要忠诚于国家和元首，吃点、拿点、收点也是人之常情，不是原则性大问题……我没从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这个高度来思考问题，所以我要负很大责任。”
戈培尔第二个发言：“这些事我有很大责任，宣传部在日常工作中一直注重千年帝国的宣传、一直注重拼搏与战斗意识的宣贯，宣扬了模范人物，唯独对反腐倡廉这个领域涉及不够、用力不透，以至于滋生了一系列问题，今后在新的时期，要努力进行改进……”
顺着这两人的基调，其他高层都依次做了自我批评——没人再对里宾特洛甫落井下石，香槟酒贩子今天说的情况已够严重了，再落井下石那真是会把人给砸死的，大家还犯不着这样，再说元首也没置他于死地的期望，大家就不要枉做恶人了。
经过2个多小时的“批评教育”，最终达成如下共识：接受里宾特洛甫的检讨与自我批评，同意他辞去外交部长的请求，准备由科尔接任，鉴于他认错态度较好，能主动对党、对同志们坦白，同时又积极退还礼金，决定不进行其他法律追究，只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文件发到各大区党委成员一级（军队发到少将一级），不对外公开。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决定成立党的廉政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我亲自担任委员会主任，希姆莱同志、鲍曼同志出任副主任……”霍夫曼顿了顿，出人意料地说道，“由里宾特洛甫同志出任秘书长，负责日常工作，我们要开展为期一年的整风活动，每个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在党务工作会议上公开做自我批评，要动真格，要红脸，党组织整改报告要向所属地区民众进行广而告之，要惩治一批民愤大的腐败分子，要抓一批典型，一定要把腐败现象扼杀在摇篮中！”
让一个刚刚接受深刻批评和教育的腐败分子成为负责廉政机构的主要办事领导，霍夫曼的选人用人也是别具一格，但大家都认为这一招很厉害，不怕香槟酒贩子吊儿郎当，现在关于他的问题处理意见的文件都发到中层一级了，他已完全没了顾忌，只有卖力工作这条出路——再不卖力他就要再多一条纵容腐败现象、腐败分子的罪名，那可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
1947年6月16日，党务会议公报向全德公开，着力阐述了元首从严治党、与腐败问题开战的决心，颁布了《纲领》，并通报“部分高层在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讨和自我反省”和有关反腐败机构新设的消息，一贯在外交战线活跃的里宾特洛甫忽然进了反腐机构，凡头脑清醒、政治觉悟敏感的人很快就将两者联系起来。坊间流传的小道消息也印证了这一点，对国社党四巨头之后的第五大佬差点落马的消息，所有人都感觉吃惊不小。
当天下午，国社党廉政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要求各级党组织进行自我检查、民主评议和领导自我对照、自我批评，随即又发出了第二号命令，在全德建立公务员家庭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接受人民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