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科波拉赶在圣诞节前发行了这部影片。令人遗憾的是，评论界对这部电影一片死寂，他们竟然看不懂科波拉想在电影里要说明什么。观众们对这部高成本新片也并没有表现出科波拉曾经期待过的热情。影片没有收回成本，科波拉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庞大的广告宣传也没有为影片带来福音。该年度的奥斯卡奖角逐中，这部影片又榜上无名。不用说，这对于雄心勃勃的科波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后来，他再也无力独立投资拍片，只能受雇于好莱坞各大制片人，从执导影片中赚钱来偿还债务。到八十年代，科波拉几乎一撅不振，他辛酸地说：“我准备洗手不干了。我看不出我为什么还要在目前的条件下工作。我现在已经不再去电影院看电影，我只是在自己家里放映一些老影片自娱。”

“这个人很不错，我们可以高薪雇佣他来，给我当助手。我正好要拍战争电影，他在《现代启示录》中塑造的战争场面很经典，我正需要这样的人。”李思明对这位“欠债”导演很感兴趣，科波拉现在很潦倒，但是李思明知道此人会再度一鸣惊人的，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来得要好。

让未来的牛人给自己当马仔的感觉很不错，李思明想，要是雇佣未来的美国总统、州长之类的，那该多好啊。李思明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这是“别有用心”的李思明给别人的完全相反的印象。

“这个应该没问题，不过你真的要拍越战吗？”弗兰克尔问道。

“哦，不是，我拍的是二战。”李思明是不会去越战片的，“那一场战争我们都是正义的一方。”

美国人认为，越南战争是美国在错误的年代错误的地点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它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不安，以及价值观念的丧失和累累的精神伤痕。越南战争结束后的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越战成了好莱坞电影的热门题材。继电影《猎鹿人》之后，一系列震憾人心的越战片相继问世：《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河内-希尔顿》、《汉堡包高地》、《战争伤心云》、《早安，越南》、《失踪人员》、《野战排》等，它们凝聚了美国人对这场不义之战的痛苦反思，这些影片不仅轰动了美国也轰动了世界。所有这些题材的影片，为好莱坞带来了巨大的票房收入。

但是中国人的观点却不同，至少在李思明的观点中，有着完全相反的意义，这是一场不得不打的战争，是为争取生存的空间而打的战争，李思明和他的队员们在丛林中流血牺牲，总不能因为美国人的观点而否定了自己。

“很久没有人拍这个题材了。”弗兰克尔说道，他有些担心，因为这个题材过去拍得太多了，他有些疑惑。不过他又想到李思明总是出人意料，就不再怀疑了。

“你有了剧本吗？”弗兰克尔问道，“我手头上剧本不少，可都不是二战的。”

“没有。”李思明坦白道，看到弗兰克尔惊讶的表情，补充道，“我曾跟格卢姆提过的，他现在恐怕已经完成初稿了。”

什么是主旋律？

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名词，也许是中国人创造的名词。提到这个词，中国人会想到董存瑞，想到了王成，想到了焦裕禄（这个人物恐怕有人根本不知是谁？）。

美国人不讲主旋律，因为他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他们可以借一位喜欢胡言乱语的名叫巴顿的人之口，说明只有美国人才能击败希特勒；他们让一位美国总统，身先士卒亲自驾驶战斗机，向外星人表明美国人是不可战胜的，顺便说明美国是地球唯一的守护者；他们可以让几名最多只有高中文化的美国矿工，搭载航天飞机，飞往一颗即将与地球相撞的慧星，然后证明只有美国人才能拯救全人类。这是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抵制好莱坞的原因之一。

但是好莱坞并非都是如此直白的宣称美国的个人英雄主义主旋律，首先，从影片的价值取向上来说，它总是避开国家、民族之间有着明显分岐争论的敏感话题，而去表现人类社会中每个个体的人都容易接受的价值观念与心路历程。好莱坞电影中的低俗之作并不少见，但其中的优秀作品，的确在故事和角色的演绎中，表现了真、善、美这些人类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念。

其次，好莱坞影片作为一种商业社会的艺术追求，它有着求新的探索，但不那么曲高和寡；有民族的特色，但不那么封闭与排它，它所苦心追求的是赢得最大多数观众认同的共同美感。商业社会需要的是更具备超越性的规则、全球共同的行为规范。需要以最大多数的观众内心深处都可以接受的伦理、道德去作为艺术作品的精神支柱。好莱坞电影的底色，正是这种伦理价值观与审美追求。这正是它拨动全世界观众心弦的秘密法宝，正是它在世界电影领域遥遥领先的根本原因。而被李思明称之为黑马的《母女情深》旨在以人生酸甜苦辣来诠释母女复杂亲情关系的温馨小品，家庭伦理道德的回归正是七十年代末以来，美国人内心需要的，也是美国社会的主体——中产阶级所推崇的“主旋律”。

所以他们也能更含情脉脉地，充满人文关怀地让八个美国大兵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去拯救另一位大兵，然后说明“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并可由此上升到“人权高于一切”的地步。不要忘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那个勇敢的考古学家琼斯首先也是一个美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