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没有好贵族，但贵族也得吃喝，还得守礼，还得有贵族的生活方式，这些花销从何而出？

自然就只能靠封地上的人。

铁器牛耕这里又不用，单位产出的数量太少，贵族想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就必须尽可能地获得劳役地租。

越是守礼的贵族，这种盘剥也就越凶狠，因为守礼意味着不想造反，不想造反也就意味着没有必要收买人心，也就没有任何在自己封地上变革的渴望。

大贵族或许可能在自己的封地上进行一些变革，分配土地，使得民众忠心，以便如当年季孙氏一样有私兵八千。这种变革不是为了利天下，只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力和封地，用自己的基本盘的“仁政”维系权势，而其中的亏空又从增加的土地上弥补。

因为生产力不够发达，所以实物税加劳役地租合在一起，才能够维系普通小贵族的贵族生活。

孙璞不是那种不知道天下有多苦的人，见的多了，便没有太多的动容，这是天下的常态。

他听完了众人的诉苦，只是叹了口气，心道：“这是个好的开端。总算开始说自己的苦。”

在众人七嘴八舌地说了许多之后，孙璞道：“人啊，得活着。得有衣裳穿、得有粮食吃。”

“人都是一张嘴巴，总不至于说贵族便有十张嘴吧？他也就是一张嘴，却有一万多亩的土地，这合理吗？”

“魏人唱道，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你说这是为什么？”

问题问出，其实很难回答。

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正是村社众人所关切的。

同样的问题，对于不同的义来说，解释起来也就不一样。

此时“天命”论大行其道，世间多有说法，所谓“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

这是墨家《非命》中极力反驳的内容，认为没有命，自己的命运只能靠自己掌握。

可墨家的义，是天下大义的下流，在泗上和一些大城邑之外，信奉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