譬如此时天下，一如此题。

无论儒道、还是杨墨，最终追求的都是天下大治、天下有道，这一点诸子是殊途同归的。

但是，儒者认为，想要天下大治、恢复天下之道，必须法古、井田、周礼。

是必须，而不是可以。

因而任何事都必须名正言顺，如果做不到程序正确，那么肯定达不到想要的结果。

然而杨朱认为，天下想要大治，只需要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你不来侵我的财产，我也不去侵你的财产，王公贵族也不可以随意拿走别人的东西，每个如同汗毛般渺小的个体都受到尊重且拥有自己的权利，那么天下可以大治。

墨者不必提，法家则认为，万事不可法古。什么儒家的周礼、墨家的圣王，都没用。凡事只需要用符合当时情况的术与势，富国强兵，待到一统之时，大争之世已是古，到时候再不法此古，再行定夺。

如此一来，这就涉及到想到达到目的，是不是只有一种办法可行的重要问题。

公孙泽明白，夫子逝后，儒家势危而非势微。

此时还未有阴阳五行之说，也未融合方士之术，最是艰难的时候。

如果不能证明想要达到天下大治只有一种办法可行，那么天下之君王恐怕都不可能会选用法古井田周礼的方式。

只有证明想要天下大治这是唯一的办法，君王才会弃异端而行正途。

倘若不能证明想要天下大治只有一种办法可行，也就给那些异端和禽兽提供了机会。

放眼天下，是礼；放眼盈不足之题，便是古法的盈不足之术！

正如为人兄不友弟不恭，则很可能不孝；为人不孝，则很可能犯上；为人犯上，则很可能作乱……这是一种递进关系，哪怕再微小的事如果不守正道，都可能发展到犯上作乱的地步。

只是盈不足之题，与天下大治不同，此时天下并未大治，所以诸子百家都说自己的方法适唯一可以大治的方法，无法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