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华军久战而疲，粮秣物资也逐渐的接济不上了，虽然分兵而取周边各县，但往往所得的都是被赵兵搜掳一空，复经盗贼再抢一遍，留下来的空城罢了。就理论上来说，这就已经接近“强弩之末”的状态啦。

因而长史张敞提出三条建议：上策，暂释襄国之围，退至邯郸以南地区，收缩战线，以方便物资的调集和供输；中策，深壁高垒，将襄国城围困得水泄不通，然后释出半数兵马，南下兖州就食，也可减轻运路的压力；下策，请朝廷派一支生力军来，协助攻城。然而，祖逖尚在犹豫，皆不肯取。

第二点，石勒终究老于战阵，麾下又有蘷安、孔苌等大将，于城池护守得相当严密。如今襄国城内居民多数都被逐出——自然也有部分是主动跑的——唯余赵吏千余人，以及胡、羯兵近万而已。以万人护守这种工事完善的小城，只要粮食、物资足够吃用，易成坚固不拔之势——把平民都轰走之后，城中存粮确实还够吃好几个月的。

并且到处传说，华军所经之处，于胡、羯一概杀尽，妇孺不赦，鸡犬不留。因而城内羯兵、胡卒，都已然存了死志，斗战得极其悍勇。

这也是祖逖不敢遽用张敞所献三策的原因所在——退归邯郸，以期再举，自然不怎么甘心。而敌军上万，士气不降反升，犹作困兽之斗，我若稍有疏失，都难免被其窥见破绽，破围而出，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全军溃败，围城之势瞬间瓦解啊，当此紧要关头，哪敢放一半兵马南下去就食啊？

此际不能弱势，反当增兵。可是即便向朝廷求取援军，粮食已经快要供应不上了，魏亥、杨清三天两头写信来诉苦，则朝廷又能派、敢派多少援兵过来？

至于形势不佳的第三点，支屈六听闻三台失守，襄国遭受威胁，果然尽起乐平、上党两郡兵马，自井陉东出太行，复驰骋南下，前来应援。

其实上党军早就已经被蘷安抽调得七七八八了，支屈六最终也只能拉出来五千多兵，而且才入河北地界，便即跑散了三分之一……不过剩下三千多都是他多年转战带出来的旧部、老卒，不但忠于主将，抑且久经沙场，骁勇敢战。

支屈六首先击溃一路盗匪，收复了元氏县，稍稍休整后，便即领兵沿着太行山东麓南下，绕过襄国，去偷袭邯郸。祖逖闻报，急遣其子祖涣率部前往救援。

祖涣轻视敌势之寡，导致疏忽大意，却被支屈六伪退设伏，将之击败于邯郸、武安之间。就此华军的粮道，亦曾一度为支屈六所阻，还好杨清布置得当，魏亥及时应对，才没被羯军给抢走多少去。

祖逖被迫亲往邯郸坐镇，以围剿支屈六。不过他不敢调动太多围攻襄国城的军队，只能将围城战中作用不大的骑兵几乎全都用上了，前后花费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支屈六逐退，进而团团围困在林虑城中。

——这主要是因为支屈六兵数既寡，战马也不多，自上党长途归来勤王，复四处游斗，不敢攻取名城大邑，遂没有较长时间的休整和补充机会，终至疲累难继，这才被华军给围住了。

部将陈剑也曾经规劝过支屈六，说：“华寇数万围困襄国，我等势不能破围而入，只在周边逡巡，于事何补啊？况且还容易被华寇咬住，导致全军覆没。将军不如暂离魏郡、广平而北去，占据冀州或幽州各城，剿除盗贼，徐徐扩充兵马、积聚物资。则即便襄国不守，我等也可有个立锥之地……”

支屈六对此却只是摇头，他说：“天王危在旦夕，我又岂能弃之而去？若欲占据幽、冀，何如不东来，而继续守备乐平、上党啊？且冀州形势混沌不明，我若往取，终难在数月之间，觅得可立定脚跟之处。

“即便我能夺占幽、冀，立定脚跟，襄国却破，天王多半难以逃出，则又有何益啊？我明知事不可为，不过拖延华寇破城的时间，再图最后为天王尽一份忠悃罢了。我与天王相交于微时，天王待我甚厚，大丈夫有恩必报，我唯有殉国而已，岂肯他走？”

就此仍在广平、魏郡西部游斗，最终被华骑往来堵截、兜抄，给围困在了林虑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