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孙状头的江湖地位在武汉比较特殊，这几年武汉地方法律的成文成例，基本就是孙伏伽在做纲领。

张德只是从旁根据需要，来决定用或者不用。

总之一句话，法律反应的是统治阶级的统治意志，跟维护公平、伸张正义从来都没什么关系。

不过武汉并不介意标榜公平正义，毕竟相较人数更少的老大世族来说，武汉本地的小土豪、小世族、寒门更多一些。

以往寒门子弟想要靠司法来战胜一个豪门子弟，成功率基本为零。即便真的出现了这种状况，也无非是那个豪门要倒台或者失势，一众巨头大佬正在围攻这个家族，各取所需的结果罢了。

但现在，武汉为了维护经济秩序，就不得不保证在扩张期的时候，为某些寒门“主持公道”。

本质并非是为了正义或者公平，但其表现出来的结果，反应在当事人身上，那就是武汉处处是青天。

“此次师伯入京，刑部、大理寺莫非也要有所变化？”

“总是要变的。以往都是因循旧例，这光景却是不成，毕竟武汉无甚旧例可循，处处都是新的。朝廷各部又不能打压，只得适应。”

唐朝承袭隋制，一应律令体制跟隋朝没太大区别。长孙无忌当年搞《贞观律疏》，也就是应个景，真要弄个大部头出来，他长孙无忌有病？

更何况，隋制又不是不能用，只是名字不好听。

如果不是特殊情况，在现有条件都还不错的情况下，指望朝廷去主动改变，可能性不大。

天下太平无事，自然就有田园牧歌，岂不美哉？

若非武汉既没有田园，也没有牧歌，连风花雪月都少，也不至于倒逼朝廷发生变化。

不仅仅是社会经济，哪怕是人文法律上，也是如此。

武汉的大白话在公文中也是如此，而且推行标点符号很明确，不会给你断句歧义有太大的余地。

官方通告在对外解释上，也是力求精准，而不是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