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这几年对抗“瘴痢”的能力得到加强，运输损耗也大大降低，加上荆楚巴蜀大量养马，驮乘类大牲口的保有量，在巴蜀荆楚地区的规模，还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川马、滇马极为适合山地运输，高原地区又有驯化牦牛、骨力干黑牛等特殊耐寒牛种，唐朝驻军在这些地方的压力，还算可以接受。

朝廷可以饿死跑去当官做天使的，但唐军是万万不能饿死的。

假如实在是运不过去，朝廷也会派出使者，跟驻军说“某某地方有叛乱”，然后就可以去平叛，于是军队又不用挨饿了……

尽管是“饮鸩止渴”的法子，但南朝以来，一直用得都还好。

当然了，这也是让黔中人口居然还不如六诏的一个重要原因。

黔中的恶劣状况得到彻底改善，还要从张德赴任沔州长史开始算起。因为那时候，张德无意中推广的“陵稻”，可以说救了不少黔东北诸族的一条命。至于荆楚武汉大规模开始“围圩造田”“垒砌梯田”的时候，黔东北已经算是缓了一口气，诸族之间还能玩火并争夺坡地，开荒垦田，对老张来说，这简直就是冷幽默。

不过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黔中大规模自请内附，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穷怕了的地方，一旦抓住了救命稻草，哪会愿意继续在水里泡着。毕竟，黔中总体人口就少，更不要说还分了几百个上千个洞寨，互相攻打之余，哪还有力量去组织人口开辟田地？

至于修建塘坝乃至修建水库，这更加就是做梦一般的妄想。

正是因为种种原因，“武陵蛮”才会接受武汉方面开出的条件，各部豪帅、洞主、寨主，也都纷纷愿意“罢战休兵”，将军事指挥权，彻底移交给了唐军。

然而唐军并不会去作战，这一点各部并不清楚朝廷的状况，所以最终实际上掌握刀兵的决定性力量，是从外地过来聚集而成的“民团”。

以业州为例，无水之畔渭溪、夜郎二县，都是设“土官”治理，并没有汉人文官在这里折腾。只是“县尉”之流，是唐军担着责任。但唐军并不会真的说去维持一下治安，缉拿一下盗匪，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盯着是不是有叛乱。

所以，当夜郎县的畲种土官说这样不行，本官要招点人手组成一支联防队，于是突然就冒出来一票“膘厚三指”的壮汉，跑过来说县太爷我们是外地来的志愿人员……不要钱！

一般情况下，畲种土官肯定说“杂痞子，你嚯老子嗦”，但看了一眼壮汉身上纹的“皮皮虾打篮球”，顿时觉得这个事情不简单。

事情当然是不简单了，畲种大户都收了上好的丝绢，还有大量的美酒，这一通下来，别说联防队，你组篮球队都没问题，爱咋咋。

而且此地有别他处，是因为畲种是“游耕”，所以夜郎县的治所，特么的是移动的，得跟着畲种“游耕”田地的变化而变化。

这对武汉方面来说，简直就是扯淡，老子派个快递，结果到了地头，你特么跟我说整个“县城”刚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