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红军各部将领联名电告常凯申：“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事实上，就在七月七号那天，周公便已经来到上海，同行的还有博、林二人。他对地下党员做出七月指示：“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不久，上海和北平都会发生意外事变，形势会急剧变化。对此，我们思想上必须有足够的准备。”

周公这番话说出口，还不到12个小时，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紧接着，周公又以看戏的名义，借黄金大戏院的办公室，与文化界和统战人员座谈。

此次座谈，被誉为“上海文化史上一个转折性事件”，自此之后，左翼文人纷纷成立爱国救亡组织，并把矛头从阶级斗争转为对日抗战，各种各样的爱国救亡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

上海，公共租界。

邵洵美和徐志摩二人，正忙着筹备《春望》诗刊编辑部。印刷和发行事宜由邵洵美负责，稿件的收集和编辑由徐志摩负责，戴望舒被请来兼职做副总编，《春望》诗刊的封面由刘海粟专门设计。

辛苦了两三日，办公地点已经选定，诗刊的版面设计也差不多搞定。

张嘉铸则负责编辑部的装修，其实没有那么麻烦，随便弄些办公桌椅进来即可，连墙壁都用不着粉刷。

徐志摩一大早就来到编辑部，屋内搬上搬下吵得厉害，他干脆拿着稿件跑到阳台上去看。

“写的什么狗屁！”徐志摩顺手把诗扔到地上。

戴望舒捡起来一看，顿时笑道：“郁达夫的诗你也扔，不怕创造社那帮诗人找你麻烦啊？”

徐志摩讥讽道：“他那也叫诗？”

戴望舒劝谏说：“周先生创办《春望》诗刊，是想团结各派诗人救亡图存。人家创造社积极响应，郁达夫专门从福建寄来诗稿，怎么也要给点面子才是。”

“我是就事论事，并非徇私报仇。”徐志摩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