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赫煊摇头说：“‘第三种人’并非是国党的帮凶，他们也写文章骂国党的。只是他们欺软怕硬，骂国党的时候不痛不痒，骂左联的时候穷追猛打而已。而且在我看来，他们对左翼文学的某些质疑，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什么道理？”端木蕻良问。

周赫煊说：“这两年的左翼文学，太过强调政治宣传，忽视了文学本身的价值。”

端木蕻良不解道：“宣传革命，宣传抗日，宣传救国，这有什么不好吗？”

“不是不好，而是太过偏颇，”周赫煊笑道，“你看如今左翼文学的大部分作品，普遍存在公式化、概念化问题。在我看来，那些根本不是合格的文学作品，而是披着文学外皮的政治宣传单。左联如果想要宣传自身思想，直接印宣传单即可，为什么还要搞文学创作？”

端木蕻良道：“将需要宣传的思想，夹杂在文学作品当中，更加有利于传播和接受。”

“确实是这样，但过犹不及，容易引起很多人的反感，”周赫煊笑道，“左翼文学应该做得更精致一些，而不是口号式的呐喊，套路化和概念化创作无法诞生伟大作品，最多只能出现无数的文学宣传单。我更喜欢，多一些茅盾先生《子夜》那样的精品，那才是左翼文学的真正方向。”

“说得也是。”端木蕻良点头道。作为一个文学天赋很高的青年，端木蕻良在阅读一些左翼小说的时候，经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写的什么玩意儿啊，比我都不如！

“不过我相信，左翼文学会很快变得更有生命力。”周赫煊笑道。

30年代左翼文学的生命力，很大程度来源于东北流亡作家群。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可跟套路化不沾边，他们是用自己的血泪谱写出来的。

端木蕻良突然说：“先生，你怎么在写完《狗官外传》以后，就不再创作小说了？”

周赫煊反问：“《泰坦尼克号》不是小说吗？”

“我说的是问题小说，反应社会现实、激励人们抗战的小说！”端木蕻良道，“像《泰坦尼克号》这种作品，顶多算是消遣物，对国家、对民族都没有什么作用。”

周赫煊笑道：“我最近在写一部科幻小说，另外刚写完一部童话故事。”

科幻小说？

童话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