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熙鸿目睹了整个经过，不可置信道：“怎么会这样？怎么可以这样？”

“别急，慢慢来。”周赫煊又截住一个戴眼镜的，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

那人说道：“当然有权利读书，现在都民国了，进步的文明社会就要给每个国民以受教育的机会。”

周赫煊问：“如果这人长大学坏呢？有知识的坏人，可比文盲危害更大。”

“那就更应该受教育，学校可以导人向善，纠正他危险的行为观念。”那人道。

周赫煊笑道：“谢谢你的配合，请问你的姓名、年龄、职业和受教育程度。”

那人痛快地回答：“我叫鲁杏芳，字润良，29岁，金融硕士，洋行职员。”

这个问完，谭熙鸿才说：“看来还是读书人明事理。”

“那可不一定。”周赫煊说。

很快又问到一个卖菜大妈，她说：“多读书有好处，这杀人犯的儿子，说不定长大也有出息呢。”

整整忙活半天，总共收到五百份调查问卷，最后统计出来：持否定观点的占872，认为杀人犯和娼妓的后代不应该读书；而持肯定观点只有128（其中绝大部分是妇女和知识分子）。

看到这个结果，周赫煊默然无语，他没想到会如此糟糕。

谭熙鸿都把自己此行目的给忘了，叹气说：“国人的观念还需要进步啊。”

第二天，《大公报》把调查结果披露出来，立即在京津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热议，许多学者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思想。

前一章我们提到，民国初期有三种教育。其中民众教育理论，认为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历史上，这种理念正是发源于北伐时期。

周赫煊没想到的是，自己那一篇报道，居然促使“民众教育理念”提前兴起，点燃了全民教育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