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明朝户口制度为例。在当下而言，统计户口的意义就在于收税以及派役，其他的因素压根不考虑，所以朝廷对户口田亩不是不重视，而是制度摆在那，跟时代脱节太大。

朱元璋立国之初，将江宁玄武湖包围起来，设立黄册库，以重兵看守。为保证黄册真实有效，更是下达圣旨：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作军。比到其间，有司官吏隐瞒了的，将那有司官吏处斩。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过，拿来作军。

如此可知，当初大明对于户口的重要性非常清楚，也特别在意。对于后湖的重要性以及战略意义，心里也有数的很，按照官员说发为：后湖藏天下黄册，载户籍事产，实国家重务，亿万载无疆之根本也。

黄册每十年一造，地方调查更新后送交后湖，由江宁国子监监生负责驳查，防止疏漏篡改。在洪武、永乐时代，这种方法却是保证了国家对于基层的把握，也确保了朝廷的正常运转，起到了亿万载根本的作用。但是到了万历时代，这样的手段就行不通。

先是人员上，国子监生不再像过去一样容易得到官职，江宁国子监里读书的人屈指可数，完成不了驳查要求，只能从外面雇人。每此驳查光是支付给这些人的工资以及伙食费，就是一笔惊人数字。像是范进任职的上元县，每到驳查之年，就要摊派超过两万两的特别税，用来支付驳查费用。这笔钱不在正税之内，都是老百姓的额外负担，一个县的纳税人口承担这么大一笔数字，自然没人欢喜。

再者地方也越来越怠惰，有的地方官为了省事，上任之后就编造黄册，一口气编出几十年去，就为了省心。其数据自然不足取信，完全没法当收税依据。到了万历时期户口版籍大多不足为信，曾经被皇帝百官看作万载之基的黄册沦为门面工程。真正收税全靠吏员书办自己家传的账目，朝廷无从掌握。

范进的办法，就是从这一条入手，既然黄册失效，干脆就把这制度废了。眼下的国家形势怎么也比洪武年好，张居正的铁腕手段，也不见得就比洪武年的执行力差。豁出一笔经费加上人力，再搞一次全国普查，编造黄册，认真驳查一次。在这之后，就不再编纂黄册，所有户口田地，就以这次普查的数据为准。

这种方法当然存在着弊病。比如人不是不死之身，这个时候一家五口，到了一百年后，谁知道变成什么样子。拿着这个户籍去收人头税或是派役，根本执行不下去。张居正当然不认为范进愚蠢到这种地步，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看不出。以他对范进的了解，以及字里行间的意思，范进提出这种主张惟一的可能就是：范进要在未来彻底取消明朝的人头税。

减税的真正要点，不在于苏松那几百万石积欠，而是运行了百多年的人头税要彻底废除。未来国家的税收将建立在田亩这个基础上，所有地区全按着这份黄册上的田亩数据计算税收和徭役。换句话说，人丁赋税全摊派到了土地税收之中。

一直以来奉行的人头税依据就是人多力量大，家里丁口多，就由力量服役纳税。范进的思想则是根据眼下大明的生产实际出发，国家不可能维持洪武时代的土地政策，人多的不一定土地多，按照土地收税，对于赤贫阶层来说简直就是福音。

这群已经失去了活命土地，被迫个人当佃农的失产者，名下没有一分田地，一下子就能摆脱赋税服役的命运。随后，又可以作为朝廷的用工备选，拿着朝廷给的工钱去应承徭役。这种税收改革方案对于贫民阶层有利，但是对于田地持有者则有害，推行下去绝对不会容易。

范进也知这种制度想要推广开阻力非同小可，田骨田皮两分，按谁来统计？如果统计的不准确，势必造成税收不公。再者，优免制度提高后，地方上的经济压力也会加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