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老父病危，高拱极有希望回朝掌枢，恰在这个时候，一伙泼皮被捉，顺带审出当年旧案。这一切可以算做巧合，吕调阳也承认，在生活中存在着许多巧合。但是在官场上……哪有那么多巧合可言。他相信，这种巧合背后一定有着某个推手在引导这一切，现在连张居正和张四维都对范进的奏疏感兴趣，谈论得津津有味，更让他确信，这背后有文章。

范进的奏章是与侯守用、花正芳等人分别上的，其并没提及自己抓贼的事，只是盯住了周世臣案。直接提出当时审问过程里存在的瑕疵和疑点，比如凶器太过模糊，银两不足为证，只是单方面认定荷花等三人有罪，缺乏物证人证支撑就仓促定罪。再加上朱国臣现在的亲口招认，足以证明，当日一案是冤案无疑。

人死不能复生，荷花三人都是升斗小民，朝廷不可能给什么典恤，明朝又没有国家赔偿这个概念，最多就是平反昭雪一下，然后也就没什么然后了。范进的奏章里主要分析的就是冤案如何发生，以及责任人是谁。

第一责任人兵马司指挥张国维，这个没有什么争议。真正吸引眼球的是范进所列的第二责任人，这个责任人他不认为是翁大立，反倒认为是致仕首辅高拱。在范进的奏章里指出，高拱身为首揆，大权独揽，那么就要承担相应的义务。在案件发生后，当时已经有同审官指出案件存在瑕疵，事后还有给事中上本详细分析此案中存在疑点，当时完全可以把案子发回重审，再次调查。

可是高拱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或是为了早日结案清净，不管事实以及存在疑点，强行结案，最终导致三个人被定成死罪。而且翁大立是他保举的，也是他一力支持翁大立的论断，所以他的责任比起翁大立更大，应为第二责任人。余下则是翁大立、曹应甲乃至刑部几名堂官。

紧接着范进又提出，死者不能白死，应当最责任人进行追究。张国维、高拱、翁大立几人全都在内，一个也别想跑，全都该移交有司，穷治其罪。

明朝言官好为大言，往往为了博取眼球故发惊人之语。到现在大家都已经习惯那些人的嘴炮，真当回事的人不多。可是观政进士虽然有品级，但是没差遣，严格讲还只是个预备官员，不是正式官员。

即便是真的踏入官场，距离高拱这个级别还差着十万八千里，以一个观政进士实习生身份，提出要穷治高拱之罪，这让人哭笑不得之余，又隐约觉得范进有些太狂妄了。

这种狂妄的言论如果是在个郁郁不得志的御史手里写出来倒不奇怪，为了搏名声发疯的人一直有，但是范进眼下前程似锦，从常理上讲他该追求四平八稳，安心等待入翰林院熬资历。这么积极的跳出来，更让吕调阳觉得不正常。

这把剑……似乎是指向高拱的。范进是出来伤人的剑，持剑的手，恐怕就在这房间之中。一念及此，吕调阳心里颇有几分惆怅。张居正与高拱共事多年，也曾作为志同道合的知己，一起与严嵩相周旋。乃至高拱去职后，还曾向张居正托孤，张居正表面上也一力承担。可是转过头来，先有王大臣案，现在又用这积年旧案发动攻击，哪还有半点昔日故交之情？

所谓庙堂不过如此，宦海沉浮人心险恶，最亲密的战友，转脸就能变成致命死敌。望着张居正与张四维谈笑的样子，吕调阳眼前一片模糊，恍惚间仿佛两个人的样貌已经变化，变成了年轻时的张居正与高拱，正在推心置腹畅谈军国大事。

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吕调阳此时萌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疲劳与倦怠，名利场的游戏玩了半辈子，似乎也该到了考虑归隐林下，吃几年太平米粮的时间。

这当口，张居正与张四维的话题，已经转移到其他人的奏章上。

侯守用和花正芳上的第一道奏章是自我辩解，详细回奏整个案子期间，自己的作为。包括几次力争以及所上奏章，奏章都有编号可查，不会做假。足以证明两人一直不认可周世臣案的判决，可是几次抗辩无效，自身官微职小，难以发挥什么作用。至于第二道奏章，则是他们的本质工作：参人。

其中又以花正芳火力最为猛烈，他将郑婵的遭遇简单在奏章上列出来，随后指出，正是官匪勾结，让百姓有冤无处诉，有苦说不出，才最终导致郑婵的悲剧。衙役不去保护良民，反倒倾向盗贼，官员颟顸无能，不能整肃地方。更可恨者有人在衙门里充当泼皮无赖的保护伞，助长其嚣张气焰，最终导致局面不可收拾。建议朝廷严惩凶嫌之余，也应在衙门里大力整顿，清除贼党。

侯守用的奏章相对比较保守，没有旗帜鲜明的指责谁，但却又绵里藏针的指出，这些泼皮可以在京师养成起来，足见其背后有人支持。如果不能把这个人找出来惩办，只怕盗贼还会死灰复燃。同时，根据他的经验，这伙盗贼落网后，其党羽必然不会坐视，肯定会积极营救。或为其求情，或破坏调查，甚至威胁办案人员，希图蒙混过关。请朝廷于办案官吏严加管束，顺带也提供保护，既不让其贪脏枉法，也不至于受人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