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算是儒家代表，王安石便算是法家代表。两人政见不同，但是两人私交却又是不差。治国理念上也不一定非要说谁高谁下，都是极为有才之人。

王安石的主要理念在于用新法来充盈国库，增强国家实力。意思大概是善于理财者，可以让民不加税赋，国家府库充盈。

司马光的主要反驳思想便是：天下每年的生产结余都有一定的定数，这些东西不在民就在官。若是官府收入增加了，那么民众的收入就减少了。府库充盈必须就是盘剥百姓。

苏轼比两人年轻不少，却是也参与了这些故事。苏轼乌台诗案之前，是一个保守派，也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而且还受到王安石的排挤。司马光上台要废除新法，苏轼又反对司马光对新法的全盘否定，也受到排挤。

但是王安石与苏轼两人互相的评价又是极高。王安石评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苏轼看了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极为敬佩，夸道：此老乃野狐精也。

几十年前的大宋文人，当真是极为有风骨与品格的，真正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几十年后的大宋文人，相去甚远。司马光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便是历时十九年编撰了历史巨著《资治通鉴》。

还有一个姓司马的也写了一本史学巨著，便是西汉司马迁写的《史记》。

司马，本就是官名。从西周开始便有了这么一个官名。许多人便以自己的官名为姓氏，所以有了司马这个姓氏，中国古代的文人传承便是如此，司马一姓，名人辈出，还做过华夏正统。便是有家学渊源与传承。

也是世家士族的传承，一两千年都能如此，即便朝代无数次更迭，姓司马的总能在时代中留下印记。也间接说明了历朝历代的贵族阶级其实也是相对比较稳固的，并不因为朝代更迭而造成社会阶层的大转变。

底层穷苦，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是底层穷苦，这也与教育资源有着极大的关系。后世教育资源也决定了阶级形态，“读书无用论”从来都是底层自欺欺人的借口。中西皆是如此，阶层差别基本都是稳固的形态。

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

社会的进步标志也就是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获得更高的教育资源。这也是新时代能带来的一点新希望，但若是真想完成一个阶级的大反转，那也不是一代人可以成就的。而是一步一步的往上，这个往上的过程也足以安慰人心。

赵佶与赵缨络闲聊，家庭的温馨似乎也能消解赵佶内心的烦乱。文化人的文雅便是受不得心态的烦躁，只愿意追求内心的安宁。

童贯来了，后面还带着郑智。两人觐见，又一次打破了赵佶的安宁。

赵佶闲话也懒得多说，开口直问：“童贯，党项之事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