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后是一株古老的银杏树，金黄色的落叶飘下来，落在徐平的肩头。徐平拿起这片叶子，看着这一片金黄，一扬让它在秋色中飞舞。

历史上蒙古人又崛起了，亚洲大地有数百年的时间，都受他们的影响。广阔的土地上都是蒙古人建立起的国家，又有人以为那就是永恒。几百年后再去看，却发现他们几乎没有留下痕迹。欧洲人借助工业革命又崛起了，又有无数的人以为那就是历史的终点，争先恐后地去拥抱那些人的语言，学习他们的习俗，以为人类就是这样了。

或许几百年后，后人看那个时代，便如当年那些盲从的国家和民族的人民一样。如同看蒙古人过去的地方，绿教过去的地方，基教过去的地方，只剩下一片文明的废墟。

文明是人与人的认同感，由这种认同感而生发出来文化。不同的文明，认同感是不一样的，由此而带来不同的文化。人类还没有进入大同，认为只要是人，就应该有同样的文化是一种幻觉。文化既本于人与生俱来的生物本性，也受具有认同感的人群所影响，生物性和社会性同时存在。探寻人的生物性，比如心理最底层的对异性的欲望，对危险的自然反应，追寻某种快乐的本性，由此建立正当性，是文化的一部分。人对群体的认同感，从而对生物本性的克制，同样是文化的一部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文化的全部。只强调一方面的天然正义，实际上是反文明的，是文化退化的表现。

研究同性恋并不违反人的本性，是文明前进，文化形成的表现。但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人的本性，让社会承认这种本性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就是反文明，文化退化的表现。不能阻挡这种文化的退步，文明就会慢慢走向崩溃。人既有生物本性的一面，也有由认同感而产生的社会性的一面，在这两面中找到平衡，让认同感越来越强，文明就逐渐繁盛。反之则就会让认同感渐渐消失，文明最终崩溃。

前世那些伦理的热门话题，同性恋是如此，烟草是不是罪恶是如此，让人上瘾的麻醉品正不正当是如此，包括大麻，应不应该合法都是如此。人的社会性表现出社会现象，社会现象会反过来影响人的社会性，个人和群体相互影响，相互改造。把一个方面认为是正义的，另一个方面认为是邪恶的，便就走上了不归路，终将迈向万丈深渊。

历史上从晚唐开始的儒学复兴，最终走上了否认人的生物性，认为一切生物欲望都是恶的，形成理学，就走上了不归路。把存天理灭人欲，放在剥离了人的个体特质，只存人的群体特性的政权当中，是正确的。把理学推向社会，以礼求德，则就背道而驰。

当徐平穿越了千年的历史长河，再看这个时代的文化，就与前世的理解完全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王安石达到了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高度，以至于无人理解。

与王安石相比，他的老对手司马光最多只有中人之资，面对王安石这个与他一样用功的天纵之才，学术上只能被死死压制。普通人付出辛勤的汗水，一样可以成为大家，但以为大家就是学术的顶点，要去打倒那些自己理解不了的人物，就会拖文明的后腿。

与王安石讲道理没一个人是对手，但对他的主张不能理解，最终他的改革做成了一锅夹生饭。当文明慢慢退步，甚至没有了文化的文人编出各种各样的段子，来嘲笑他。这是文化退步，文明最终慢慢消散的悲哀。

徐平不希望自己成为历史上那个失败的王安石，他的每步改革都小心翼翼，尽量维持住人心，维持住正在形成的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对内施仁政，对外兴义战，而不反其道而为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人不是神，汉文明连天命都放弃了，怎么会再去认一个神。你想的未必就是正确的，不管你怎么笃定，都可能会错。甚至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做下去也可能是错的。人就是这样，你有什么办法？

仁政不一定温和，暴政不一定残酷，仁和暴不是用手段来区分的。仁政，就是时时注意人心向背，施政向着增加认同感的方向去。哪怕有时候要走弯路，也是正确的弯路，不能够一步跨过去。制度和政策，一直在个人和群体、人民和政权的互动中进行，而不是由一方做决定。不管是哪一方来做决定，政权不理人民的声音是暴政，完全由人民来决定同样是暴政。找到中间的平衡，便就是合格的政治家，不然政治的变革最终还是会失败。

秦朝统一，秦始皇的政策难道就是错误的？只怕还是正确的多。秦二世而亡，汉朝依然行秦制，却有天下数百年。人的认识是正确的，你的政治未必是正确的，人就是这样复杂，有什么办法？政治家只能去适应人民，不能让人民适应你。

没有人民的理解，没有同伴的理解，哪怕得到了人民的信任与拥护，行暴政依然会失败。面对这种失败的改革，去分析具体的制度和政策实际没有意义，不是因此失败。

徐平如此有耐心，与契丹周旋，打打和和，便就是顾及宋朝百姓的人心。朝廷里的官员，对收不收燕云十六州都意见不统一，更何况天下之民。等到众志成城，那个时候再把十六州一鼓而下，任何困难就都不再是困难。

与契丹交往的过程，也是重建国际格局的过程，新的国际规矩要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政治的舞台上，小国是随着大国起舞，想做主角只能做大国的棋子。宋朝和契丹处理好关系，哪怕最后把契丹赶出中原，契丹被其他势务所灭，政治规矩后来者也要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