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只要夏税收不起来，或者引发民变，知县相公的官还想做下去吗？”张押司目光锐利，手指轻刮着桌子，看着众人。

谭节级小声道：“依着旧例，势力人家的钱粮半月内完足，现在时限已过，这些人家的税赋大多已经收上来了。无非是在各地里正和乡书手那里，专等解到县里。如今剩下的都是小民小户，只要县里一催逼，谁敢不纳？此事不容易做！”

宋朝税赋账簿，势力人家，就是那些有钱有势的，包括官户、上等户、在州县有家人为吏的户，等等，专门立账。到了开始收税的日子，这些人家先交，限半月内完足。剩下的平民百姓，则还有两个月的期限，慢慢催收。

这样做的目的最少有两个。一个是势力人家有钱有势，还有的有权，钱粮是最难收上来的。最开始，官府先向这些人家下手，前半个月集中对付他们。不收上他们的税，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就先不收，逼着地方官府不得不啃硬骨头。除了开封府外，各地的势力人家占比不大，一般不足一成，是社会上的少数，孤立起来也容易对付。再一个原因，把势力人家的税赋收上来，可以利用他们，去收其他平民百姓的税，减少官府收税的成本。

这样做一举两得，收大户的税成本低，官府下力气是划算的。一般的平民百姓收税成本高，官府一一去催收不划算，再逼着势力人家去收，税收成本转嫁到他们身上。

宋朝的税赋科捐，一个根本原则是“先富后贫，自近及远”，从制度上对乡村上等户特别是形势户从严，对下等户从宽。制度上如此规定，哪怕制度执行不彻底，也不会让国家的税赋负担全压到最贫穷的人家身上，是缓和阶级矛盾的举措。

夏税从五月十五开始征收，七月三十是最后期限。现在已经六月，巩县的形势户钱粮已经催收完毕，最难啃的骨头啃下来了，想让县里夏税难收，不好操作了。是以谭节级觉得让县里收不上来夏税，把知县逼走，现在已经晚了，多半行不通。

张押司冷笑：“只要钱粮还没有解到县里，就有办法可想。里正和乡书手，只要得我们一纸文字，库里的钱粮，要散回去还不容易！”

听到这里，宋押司猛然一惊：“二哥，你这意思，是让我们全都不做了？”

“不错！”张押司猛地一拍桌子，“一不做，二不休，知县相公让我们活不下去，那就干脆把事情搞大！把收上来的钱粮散回去，我们去太室山躲些日子，说落草为寇，那就落草为寇好了！只要逼走了知县相公，我们回来依然过自己的好日子！”

第65章 要将功赎罪

政事堂里，徐平看着京西路关于巩县的奏章两眼发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长官，这种事情发生了不止一起了，从景祐年间之后特别多。但别的地方发生这种事，往往是官员完不成任务，或者被劾，或者调任，路监司为官员求情。巩县不同，吏人集体逃亡，王安石没有比毫完不成任务的担忧，而是主动上章，要求对逃亡吏人重惩。

放下奏章，徐平对一边的晏殊道：“巩县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说他们落草为寇，要发海捕文书。此种事情不少见，如此做的倒还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锋芒太露。吏人逃亡，长吏躲不过逼下太严的罪过。京西路虽然上奏是吏人贪渎，害怕事情败露而潜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动辄一两千贯的弊案，令簿难逃失察之过。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员太过，当从容商议。”

杜衍也道：“不错，出现此等事，必然是官与吏均有过错。巩县欲发海捕文书，说那些吏人为寇，只怕有些言过其实。可着京西路监司，从附近选谨慎强干的知通，去巩县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听县官一面之辞。”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纵然我们觉得此事别有委屈，也不可此时去查。官与吏，吏与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边，此天下大义。不然，官吏一有冲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养成不好习气，从此吏人有恃无恐，仗势以临官长，地方难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