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之道就真是没有弊端了？当然不是。只是意识形态下这个弊端不是弊端罢了。这样做要求政权对社会的掌控力足够，调整还得及时，对政权的执政能力要求很高。一旦政权失去这样的能力，对社会掌控不足，仁义之道的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此时宋朝对农村的掌控力还是比较弱，在城镇的掌控力过强，徐平在制度上的改革措施，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的。农村要开始收权，建立自助的各种组织，由官方进行制度和财政上的支持，帮助他们对抗地主的剥削。在城镇开始放权，放松对行会的管制，放开价格管制，并引导农村的资金投向城镇，引导工商业的发展，开启工业化时代。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徐平前世改革的过程，不过面临的条件不一样，所取的方向和政策措施不一样罢了。前世改革面临的是农村和城镇的掌控力都过强，表现出来的就是城乡同时放权，放下官方的包袱，向社会要发展的动力。

过了这个阶段，社会推动发展的动力枯竭，用于发展的社会剩余向少数人集中，新的社会危机便又出现。改革的措施便就要反过来，重新收权，官方来背起发展的责任。

城乡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改革措施的不同步，只是现在改革初起，徐平同时向城乡一起下手罢了。随着生产力发展，工业化的进行，城乡差别慢慢消失，政策措施才会同步。

改革初起，必然会出现副作用。如在农村，收权之前一些利于发展的基础设施，道路和桥梁，开渠和开荒，诸如此类，是由乡村的势力之家完成的。甚至新式农具，也是由这些人家购买，投入到实际使用当中去。一旦收权，农民的自助组织尚不具备这个能力，可能会出现基础设施建设的倒退。此时要由官方出面，及时扼制住这个倒退趋势，使社会生产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到发展的正常轨道上来。

以矛盾论的观点，政策措施必然是有利弊两个方面，会相互转化，真正的万世法其实是没有的。为万世开太平，不是固定一个政策，从此无忧，而是告诉后人，这个政策有利有弊。现在用是利大于弊，当矛盾转化，利不是利，弊不是弊，要及时改革。

不管是势力人家，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政权之下的民，没有好与坏，没有哪个是朋友哪个是敌人的问题。随着社会发展，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来说，平苦之民可以成为势力人家的一员，势力人家也会跌入平苦之民，这都是社会的正常现象，不必视作洪水猛兽。在内部分阶层，阻挡这种转化，就是在给自己埋地雷。

不管是把自己人当朋友，还是把自己人当敌人，都是丧失了政权的执政立场。执政党不要在内部找朋友来支持自己，这是革命党的办法。找到了朋友，也就分出了敌人，一旦社会矛盾转化，政权的基础就轰然崩塌。苏联的崩溃从内从外可以找一万条理由，可以揪出来无数个罪人，但最根本的，是作为执政党，采取了革命党的办法，最后亡于内部。

政权有立场，但不要让立场左右，丧失自己的独立人格。一旦丧失，政权就非常危险。

共产主义留给后人的关于社会的最伟大的理论财富，一是发展的观点，发展是社会的必然。二是阶级矛盾是社会内部的主要矛盾，并由此而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矛盾论。

矛盾是对立的统一，否定之否定体现了矛盾的对立，却没有体现出统一。这是由此支持的政治理论最后失败的根本原因，哲学基础。科学主导了生产力的发展，哲学则主导了政治理论。政治失败，内因大多都是在哲学基础上。

徐平为什么在出现两党制萌芽的时候，要一道德，改为一党？便就是因为从哲学基础上生出来的两党制，历史上的宋朝已经走过一遍了，没有必要再走一遍。

第24章 祖先的呼唤

今天是年假的第一天，官员三三两两出来饮宴游玩。正饮酒谈论之间，欧阳修看见叶清臣、宋祁一起进来，后面跟着李参和司马光，急忙招呼一起同座。

众人叙礼落座，饮过几杯酒，欧阳修见宋祁闷闷不乐，问道：“待制因何不悦？西北战事正酣时，待制上章去三冗，颇得徐相公称许。此时相公当政，待制正要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