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都受到欧阳修的影响。心性在宋朝，特别是在北宋，在读书人中并不是主流。北宋的儒家主流是讲实学，讲实际的政治民生，而不是袖手谈必性，讲求个人修行。理学的意义更大的是在虚的哲学意义上，对佛教哲学的吸收融合，断了佛教在社会上层中文化上的根。宋朝儒学的主流是范仲淹建立起来，以《易》和《春秋》为宗的治国理论。对自身严格要求，关心民生疾苦，道之所在，奋不顾身。在学问上面范仲淹显得粗疏，但正因为粗疏，也就没有破绽，一些大的原则，怎么说都是对的。他留给后人的，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激励后人。至于真正的精细学问，反而不重要。

不管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不管是新学还是旧学，都是继承范仲淹这种精神的。他们的分歧在治国之道上，这个治国之道的思想来源就杂了，李觏就是其中一大派。

自己要推动改革了，徐平自然会留心古今的历次变法革新。看得多了，便就敏锐地发现一个问题，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影响深远的变革往往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商鞅变法是法家的实践，北魏孝文帝改革是胡人的主动汉化，王安石变法不用讲，意识形态冲突的色彩特别浓烈。把意识形态不当一回事，认为能一言出天下景从，就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搞改革就是自己向火坑里跳。

后世讲历史上的改革，往往略掉意识形态的冲突，这样做的原因多种多样。至于把改革中的各种势力分为几个利益集团，认为反对者只是因为利益受损才反对，无非是把历史庸俗化，跟戏曲中用脸谱代表几个人物一个道理。利益受损肯定会引起反抗，但支持的就是得利的，反对的就是利益受损的，把政治当作小商人做生意，就是嘲笑人类智商了。

把历史人物庸俗化，把历史事件简单化，把历史进程虚无化，徐平前世闲着没事跟人聊天自然无所谓，发帖子吹牛也无非是闲气。但自己置身这历史洪流中，再没有觉悟，用游戏的心态看历史，那就要活该被历史大势碾成尘土。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分析，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的变化，生产关系构成了经济基础的最主要内容，这种变化就要在上层建筑中表现出来。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政治结构变动困难，首先就是反映在意识形态的改变上。

意识形态没有动静，就说明了改革的时机不成熟。强行推动，成功了就是商鞅被车裂的下场，失败了则死无葬身之地，有一个王莽现在还被嘲笑呢。现在万幸的是，范仲淹的出现，他的受人拥护，说明了意识形态到了重大变革的时候，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内在需求。只要顺应时势，就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推动社会变革的进行。

正是因为变革已经成了时代的呼声，《富国安民策》出来，连吕夷简也能欣然接受。正是因为把握到了时代的脉搏，徐平才不担心自己的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但是如果不能占领意识形态的高地，不能统一思想意识，改革终究会有波折。徐平最怕的就是政策在别人的手里变了样，生财之道成了敛财之术，坏了名声，自己再从头来过就困难了。更怕因为政策出了偏差，连带自己前面的努力也都白废了。

范仲淹离京，现在由高若讷和姚仲孙两个谏官同管勾国子监，京城里也没有学术上让人信服的大家，正是抢占意识形态阵地的好机会。让机会白白溜走，他真地不甘心。

天理人欲合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用徐平前世的话讲，就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正义的，是当前施政的主要任务。国事民事合一是绕过义利之辨，官方的利益诉求与民众的利益诉求是统一的，可以齐头并进，并不相互背离。这两句话都能从经典中找出依据，并发展成系统的理论，这正是李觏的拿手好戏。

有了这样的理论基础，便就有私利与公利的分别，有了两者的辨证统一。公利本于私利，而又不同于私利，最终的发展成果还是要落实到私利上去。协调公利与私利的，便就是儒家的根本“礼”，这也是李觏思想的核心。“礼”是原则，法律是具化，两者之间有根本上的联系，又有不同，同时对社会形态起着规范作用。

如果能够把这些放到现在意识形态的核心位置，那么改革就顺理成章了，不再会因某个人或者某项政策的失误而半路夭折。

徐平费尽心力编了《富国安民策》出来，书编成，却又发现这不是自己最紧要的任务了。没有意识形态的指导，政策可能最后会变了味道，走到自己也说不清的方向上去。只有占领了意识形态的阵地，才可以说是立了万世之法。

人世间的事情便就是这样，做成了一件事情，却发现目标永远在前方。奋斗的路上不缺乏成功的喜悦，但总是伴随着失落，也正是这种失落，予人永远向前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