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为如此，李觏的名声远比他的官职重得多，在京西路的官员中，他比一般的知州名气大多了。徐平选择李觏，已经让这件事情带上了浓厚的理论色彩。

要立万世法，仅仅是靠徐平在京西路多收的钱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能被广泛认可的理论支持。如汉之桑弘羊，唐之第五琦和刘晏，在财政思想和举措上都有革命性的贡献，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往往人亡政息。另一个极端例子的法家流派，有了商鞅变法的实践，再加上韩非子的理论，不管后世怎么贬低反对，却一直流传，甚至如“崇本抑末”等思想被后世各家吸收。实际上这个年代的理财思想，很多都来自法家。韩非把工商列为“五蠹”，商鞅认为学者、商人和技艺糊口的为无用之民，正是重农抑商的理论基础。

第176章 李迪的转变

实际上先秦的显学之中，儒家的治国理论相对薄弱，基本没有什么系统性的统治教科书。要怎么治理国家？儒家告诉后人的，是去看先王之治。不过有一点，儒家因为提倡隆礼尊贤，被视为铺张浪费，几乎所有的反对派都攻击这一点。按道家和法家的思想，百姓最好吃饱了什么事不干，什么事不想，不要有多余的活动，或者称为愚民。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消耗，什么礼仪忠孝，都是多余的浪费。至于娱乐，那更加是罪恶了，本就不应该有，所以也就不允许有。

正是因为治国理论薄弱，什么样的理政措施都可以向儒家里装。崇本抑末，重农轻商来自于法家，一部分儒者便就吸收了进来。节用爱民来自于墨家，一样被吸收了进来。黄老之治，清静无为，更是成了王朝新立时的标配，与崇尚文治并行不悖。

以上三项重要的治国举措，与徐平现在推行的新政完全背道而驰，可以说都是建立在天下之财有定数上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李觏来破除这种观念了。他由理论上提出了人之欲是天性，是正义的，而满足人的这些欲望，则就是逐利。义利之辨，利与义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对立的，逐利与求义并不矛盾，这正是后世功利主义思想的源头。

徐平需要李觏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追求满足人的欲望是正义的，则就可以把满足欲望的物质和精神产品定义为财富，人的欲望无穷，对财富的渴望也就无穷。而这样的财富，可以通过人的双手创造出来，接上劳动创造财富的提法。

人的劳动可以创造财富，则就可以顺推出取得更多财富需要更好的劳动工具，需要更高的劳动效率，需要更好的组织管理，需要劳动者更高的劳动积极性。更好的劳动工具就需要工匠，更高的劳动效率需要科学的方法，更好的组织管理需要合理的分工与协作，更高的劳动积极性需要好的精神状态，则精神追求与娱乐就成了应有之义。

李迪在学术上的观点比较质朴，或者说并没有什么坚定的信仰，只要是有道理的，他都认可。尊荀还是尊孟，在他这里都不是问题，甚至两者都放到一边，另起一派，在他眼里也没有关系。这也是这个年代的主流，历史上非孟的扛旗者李觏，还是范仲淹举荐到朝廷里的。历史上要到欧阳修之后，学术之争才会变得激烈起来。

徐平听了李迪的话，心里一动，问道：“相公以为，李觏可以用他的经学之才，为我们这次做的事情立下学术根本？李觏是有大才，可离经叛道了些。”

李迪笑道：“李觏经学上学通古今，他自己是经学大家，怎么会离经叛道？”

说完，不等徐平答话，李迪叹了口气：“这些日子，我也把你这一年在京西路的新政理了一下，觉得也只有李觏，才能把这一切说通。据说自你在邕州任通判，李觏便就千里迢迢过去相随，也不知道是他影响了你的施政呢，还是你的施政影响了李觏的想法。不管怎样说，你施政卓有成效，李觏在经学上也讲得通，所以现在你要立什么万世法，才可行。”

徐平心中千回百转，实在有些摸不准李迪的意思。去年自己要行新政，李迪是强烈反对的，甚至要求在自己治下的孟州不行新法。今天晚上到现在听来听去，却又处处都在夸奖新政，与去年的态度完全相反，也不知道他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

虽然对李参说李迪的作用远不能跟京西路官员的齐心比，在内心里，徐平还是希望有这么一位元老重臣站在自己一边的。京西路的官员，除了李迪、张耆和陈尧佐，地位最高的就是自己，说话的分量还是远远不够的。

张耆别说是不会支持徐平，就是支持也没有用，他纯粹是靠着与真宗皇帝和刘太后的私交爬上高位，不管能力还是人望都一无可取，现在说话完全没有用处。至于陈尧佐，徐平知道他跟吕夷简关系非浅，不敢奢望会支持自己。能够争取的，只有李迪了。

喝了两杯酒，徐平终于定下决心，对李迪道：“相公，实不相瞒，刚才我正与李通判谈起今年孟州的考较来。去年相公决定在孟州不行新政，真正按道理讲，今年的钱粮并没有亏欠，不过由于绢价下跌，折成钱的话，孟州可能就不如去年了。我为京西路漕宪，主管本路钱粮，考评最重的是一个公字。绢价下跌是意外，非州县主官所能预料，也非一州一县所能够平抑的，孟州与去年相比并没有亏了公课。但是，与本路其他州县比起来，孟州和襄州则远远不如。所以，今年考评，孟州与襄州估计落在最后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