轧棉、弹松、纺纱，这是与丝麻迥然不同的工艺，历史上都是从元朝之后渐渐发展起来，到明朝中期达到顶峰，再之后基本就是原地踏步了。

从棉花中去除棉籽，是一项极费工时的工作。历史上从黄道婆发明轧棉机，一直发展到明朝的“太仓式”轧机是顶峰，此后便就再无进步，甚至有些倒退。

“太仓式”轧机可以算是小型手工轧机的巅峰之作，已经足以满足家庭轧棉的需要，再发展，就是大型的棉花机械，进入了成规模的棉纺织工业阶段。而商品经济是工业化的催化剂，自然经济条件下几乎不可能发展起来。

这跟政治制度无关，商品经济可以催生出资本主义制度来，资本主义制度却不一定会催生出商品经济，两者的关系远不如想象中那样大。

其实，欧美棉纺业的革命，是由与“太仓式”轧机有些相似的美国伊莱·惠特尼新式轧棉机带来。正如“太仓式”轧机在中国实际巩固了自然经济的地位，惠特尼新式轧机也同样巩固了美国南方大种植园主的地位。这种新式机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经济力量，提高了他们的政治势力，是美国南北战争的技术催化力量中重要的一个。

经济革命是商品经济催垮自然经济，这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的变革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不是反过来，政治制度来决定经济基础。

没有商品经济的革命，政治制度的变更就会没有意义，不但不会体现出社会进步的一面，甚至会走向反面。历史上，除了少数的几个国家，因为宗教、历史、地理及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影响，资本主义制度可以与商品经济相互促进，滚雪球一样越发展越快外，大部分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都带领国家经济走向了种植园主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如果反过来，认为上层建筑可以带来经济基础的革命，则就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

作为一个穿越者，徐平需要做的是完成商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革命，至于上层建筑会如何变革，历史会给出答案，那是自然的历史进程。

弹棉花的机具革新在中国的进展极其缓慢，数百年几乎没有进展，究其原因，还是与中国的小农经济没有需求有关。社会需求催生社会变革，没有需求，哪怕变革出现了，也会慢慢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默默无闻。

纺纱机具在最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发展还远远领先于欧洲，与珍妮机类似的纺纱机在中国出现得远比英国早。实际上直到英国工业革命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是从中国输入棉布，而且中国棉布，尤其是江南一带的棉布还是高质量的代名词。

中国一直没有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商品经济发展不起来，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最终被赶上，超过，并越拉越远。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在棉纺织工业上。

中国传统是小农自然经济发展的巅峰，几乎达到了一种极致。在领先的时候，自然可以沾沾自喜，以天朝上国自居。当经济革命来临，这种成熟就成了负担，发生商品经济革命的门槛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高。新的经济革命经常选在先前相对落后的地方突破，徐平前世的经济学家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后发优势”。

原先走得快的地方，在新的技术革命和经济革命面前，会成为顽固的保垒，成为革命的反面力量。而在相对落后的地方，则可以生根发芽，喷涌而出。

小农经济经常可以与自然经济等同，尤其是在农耕立国的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特点，就是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穿自己织的布做成的衣服，衣食都能自足。衣和食这两个方面，是小农经济的基础，只要把其中一项变成了彻底的商品，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趋势就再也不可阻挡。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前，粮食完全商品化基本不可能，能够选择的，实际上只有衣，只有纺织业。

这是徐平无限重视棉纺织业的原因，只要这一个产业发展起来，商品经济的大潮就无可阻挡，也没有人去阻挡，而只会去争当这一大潮中的弄潮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