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事情很简单，徐平从根子上否定了现在的茶法，那么不管他有什么建议，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而已经讨论到这个程度了，那暂时措施还是用李咨的新法，徐平的意见要从长计议，慢慢一步一步地把茶法改过来。

吕夷简多年执掌中书，对这个道理自然明白，就是蔡齐等人也在计司系统摸爬滚打多年，吕夷简一说他们就理解了意思。只有张士逊几人，对整个财政系统根本没有概念，总是从党派个人的利益关系去考虑问题，才会觉得糊涂。

这种国家大政，当然是有临时措施，然后才是长远之计。以茶法牵涉之广，从根子上改变哪里是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事情。在实际事务上，张士逊差吕夷简不是一点半点。

徐平理了理思路，决定还是从邕州的茶园讲起。

“国家法制，茶惟有川峡四路和广南地区不榷，许民间自由买卖。邕州地处岭南，原先地广人稀，且多是土人，不入国家编户。山中自古有茶树，却一直没有人制茶贩卖。天圣年间，我通判邕州，才引导土人种茶，于今也有六七年之久了。”

说到这里，徐平看了看殿中放着的几笼邕州茶，提高声音道：“邕州一地，去年官府入茶利二十八万贯有余。而诸位都知道，同是去年，东南茶场全部加起来，官府得利也不过一万贯多点，这还不包括与茶有关的官吏薪俸，不包括运茶厢军的口食。也就是说，实际上东南茶场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无利图。”

这一点徐平前面图表里列得清楚，大家也都没有异议。东南茶场现在官府已经没有利润，李咨也提起过，所以茶法不得不改。

徐平又道：“东南茶场没有茶利，现在所剩的，惟有指望商人得了厚利，能够帮着朝廷向陕西运输粮草。可实际情况是，陕西这几年也没有粮食进入，全靠的是盘剥本地民户来充入中粮草。也就是说，朝廷让出了整个东南茶场的茶利，也不过是换来在陕西没有加赋税，而借商贾豪强之手来做了这件事而已。”

徐平把这话说破才是真的让很多人抬不起头来，这个年代，凡是有官员提出要改变某种制度，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民不加赋而用自足”，听起来真是利国利民。实际情况则是不加赋而转交给商人豪强之手，比加赋为害更烈。道理很简单，官府经营哪怕是没有利润甚至是稍微赔钱为了民生也会经营下去，而没了利润哪个商人会干？官府加赋自然会有地方豪强向下层民户转移，可豪强一样会与商人勾结起来获取厚利。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官府还有规模优势，还有诸多的行政资源可用，成本只会比商人更低，凭什么转交给商人小民就会得利？

如果是一些琐碎的小规模商业行为，确实是更适合商贾经营。可像这个年代的茶业这种行业，规模大，商业行为单一，就没有那个道理。

之所以出现如今的局面，还是跟整个大的环境有关。五代时期，官吏不分，做官的往往就是小吏出身，对行政事务的各个环节都熟悉无比。再加上那时候征战不断，各国都是穷尽国力养兵，每一个利润环节国家都恨不得抓在自己手里。两者加起来，就是暴利行业基本都掌握在了国家手中，某种程度上到了古代社会的极致，整个社会也处于紧张状态。

自宋立国，这些行政财政制度改变不大，初期也并没有问题。那时候的能臣，比如赵普，比如陈恕，也基本都是出身小吏，对这整套系统能够驾驭得住。

但自太宗之后，官吏分离，官员越来越不熟悉具体事务，越来越觉得有心无力。

当时为什么实行沿边入中，要借助商贾的力量？看看官员们列出的原因就清楚，小吏难制，成本太高。茶盐这些物资，官府的运输成本竟然比私人还高。为什么？下面做事的小吏使坏，动不动就船坏了，货沉了。还不断地向这些货里加泥沙，如果离得原产地远一点，盐简直就没有咸味了。

而另一方面，销售不畅，动不动就错过了销售季节，官场里的货物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只能报废，要么就强行推派下去。可偏偏民间缺货厉害，就是无法产销两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