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咸丰帝也罢，奏请发行银票、宝钞的官员也罢，他们并无近代金融知识，更无改造清朝落后的货币体系的构思。他们只是为了应付本无能力承担的财政开支，而滥用行政权力发行根本不准备兑现的大钱、银票、宝钞。毋庸多言，如此无限量空头发行毫无保证的纸币，其后果必然是恶性通货膨胀，这与直接掠夺人民无异。滥发通货的后果，立刻就显现出来，咸丰帝也不是不知道，但装着看不见。为了挽救财政危机，他一意孤行。户部用白银与票、钞、大钱搭放的方式支付财政用度，如兵饷，往往银、票对半，这实际上减少开支一半；又如河工，竟然银二票八，这实际上减少开支八成。从1853年至1861年咸丰帝去世，清中央政府发行的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高达六千余万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百分之七十。

“先发银元，皇上，臣妾不知道铸币的成本，要一个度，核算成本，不能用铁来铸，因为如今铁不值钱，越贵的钱币越要精致，而且更要够值钱！”

“值钱的意思是？”皇帝疑惑地问道。

“就是要让人相信他值钱，皇上。”杏贞举起了手腕戴着的赤金镶红宝石手镯，“谁一看就知道臣妾手腕上的这个手镯价值万金，可若是换成铜质的，那谁都知道不值那么多的钱。”

“那便是要让银元必然要有银。”

“正是，还要银的分量不低，够能买值这个价的东西，还不能太值钱，太值钱的话若被商人融了便又不能在市面上流通了。然后如此一番之后，再瞅准了时机再发官票便是。”

皇帝点了点头，杏贞继续说道：“臣妾瞧到去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諴，他在江南筹饷，有个厘捐却是不错，不知道皇上还有印象吗？”

“恩，那时候朕朱笔道：‘粤逆窜扰以来，需饷浩繁，势不能不借资民力，历经各路统兵大臣及各直省督抚奏请设局捐输，均已允行……称里下河一带办理有效，其余各州县情形，想复不甚相远……’怎么，你瞧中了这厘捐？”在咸丰帝的心中，厘捐与当时各省的捐纳捐输并没有什么区别，并用“想复不甚相远”一语，对雷以諴之前之后的行为予以承认而已。至于雷氏的建议，咸丰帝下旨江苏巡抚、南河总督等各就当地情形安当商酌，若事属可行，亦可照雷氏的方法变通办理。这是咸丰帝第一次对厘金一事的表态。

最初的厘金，仍是捐输的变种，称为厘捐。首行区域为苏北，创办者为雷以諴。1853年，刑部侍郎雷以諴奉旨帮办扬州江北大营军务，主要任务是筹饷。这可是一件极难办顶费力的差使。可他的一个幕僚钱江，当时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向雷氏出了一个主意：派官兵到各水陆要冲去设关卡，对通过的货物按其价值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品过境税，当时又被称作“行厘”）；另对开店销货的各商人按销售额强行派捐（这实际上是商业税，当时又被称作“坐厘”）。厘捐的交纳者亦可同其他捐纳者一样，领到捐得何种功名的部照，只不过这里面再也没有自愿的色彩了。

咸丰四年十月，雷以諴首先在里下河设立机构，向扬州城附近的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米行派厘助饷，最初的标准是，每一石米，捐钱五十文。雷以諴一开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哪里想到在半年之中，共收钱两万串。次年4月，他向咸丰帝报告（先斩后奏）：此种方法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无事。他还看出了此种方法的长期稳定性，奏折中称：“且细水长流，源源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于是，雷以諴一面宣称自己将在里下河各州县推行此法，一面提议由江苏巡抚和南河总督在各自防堵的区域里，“照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

咸丰五年五月，雷以諴收到谕旨后，便在泰州设立分局，大张旗鼓地抽厘助饷。厘金的范围从大米一项扩大到各类粮食、家禽、牲畜、油、盐、茶、糖、碱、棉、丝、布、衣物、酒、漆、纸、药材、锅碗及各类杂货，可以说，没有一种商品不抽厘。此外，对银号、钱庄亦按其营业额抽厘。江苏巡抚、南河总督大约也在是年下半年开始设卡抽厘。

“朝廷难收商税，这也是无计可施的，若是地方开了关卡，征收过往商旅的厘捐，给地方有些补给，军费上咱们也能松快些，不过，凡事须有规矩，昨个胜保在安徽上了折子，里头说‘可否请旨饬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会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諴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胥吏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份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协拨各路军饷之需。’倒是出了几个好建议：一是以统兵大员为主，各地方官只是会同；二是以公正绅董经手；三是以济军需为名，随征随解。”

“皇上，这其实就是商税，只不过没有商税的名义罢了。”在咸丰朝财政大危机之际，许多官员也有征商税之议。咸丰三年，户部也获准拟定了具体办法，准备先在北京试行，然后推广到全国。但北京的商人们闻讯后纷纷以关闭相抗，市井萧条，民众不便，最后不得不取消。

“若是商税，可不能操于地方之手，到时候朕的命令就出不了圆明园了！”皇帝惊恐了起来。

“无妨的，皇上，如今且要灭了发逆再说，若是到时候天下太平，商旅们也要闹起来的，目前先头疼治头吧。”

清承明制，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地丁。永不加赋的祖制，又使之失去了扩张性。此外虽有盐、茶、矿、关、酒、当、契、牙诸税，但除盐税外，其余税目征收额很小。这种落后的税收制度，使国家财政依赖于农业。本来产出有限的土地，因官府种种名目的加增（大多为中饱，中央财政沾润很少）受到越来越多的榨取，农民甚至地主都无力承受。而利润颇丰的商业，却长期处于轻税甚至无税的状况。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产生了两大严重后果：一是国家在商业中获利甚微，为保证其财政收入，一直采取重农轻商的政策，传统的农本主义的经济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商业得不到国家扶植反备受打击。二是获利的商人成为各级官吏搜刮的对象，各种陋规和摊派多取自于商人，一些商人也结交官府，谋取超经济的优势，如广州的行商、扬州的盐商即是，这使得正常的商业秩序久久不能建立起来。与宋代已经取得的城市经济和工商业兴旺的成就相比，明清的工商业未能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水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