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研究者把注意力放在一场场辉煌的胜利上，或者一个个商业奇迹，比如说，赵进亲自创造了几个巨大的商业都市，将祸乱明帝国的海盗变为合法的海运，建立了规模巨大的官办工场和农庄，这些胜利和奇迹固然值得赞叹，也是赵进走向顶点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其实很多胜利和奇迹并没有那么重要的意义，当赵进完全控制徐州之后，取得天下就已经成了必然。

明帝国的领土千倍于徐州，人口也近乎千倍，更不要说徐州没有肥沃的田地，没有珍贵的矿产，作为明帝国交通主干的大运河又已经改道别处，容易泛滥的黄河是巨大的危险，没有可凭依的地利，因为几次黄河决口，运河改道，当地的人口也比同等规模的州要稀少，这些都称不上是什么基业。

徐州这边也不是一无基础，他有着当时明帝国规模最大的铁矿之一，众所周知的是，那个铁矿的女主人就是大汉帝国太祖皇帝赵进的第一皇后，她当时因为家业被人威胁主动和赵进建立了联系，在当时堪称巨大的铁矿和矿业为赵进军团提供了装备，而大量的矿工则比农民更适合成为职业士兵。

大汉太祖赵进研究（四）

多发的灾难让徐州人民和明帝国的边疆民族一样强悍好斗，不畏生死，不蓄恒产，崇尚武力，这样的民间传统也是赵进组织强军的因素之一。

没有地利凭依从防守上是劣势，但如果保持进攻的话，就成了优点，随时可以开拔出相当规模的力量，当赵进有了一支拿得出手的力量之后，就可以向东威胁明帝国的财赋来源——两淮盐场，并且夺取了那边的广袤荒地，这荒地是为了给盐场提供煮盐的荒草存在的，这片两倍于徐州面积的荒地成了赵进最初的领地，赵进在那里设置了屯垦庄园，收拢明帝国的灾民，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奴隶，让他们为自己生产粮食，并把这些奴隶变成了自己的士兵、工匠、甚至官员。

明帝国对士绅极为重视，但这种重视变成了对帝国本身的残害，想要依靠士绅们作为政权的延伸，所以给他们种种优待，不过这种优待在出身于士绅阶层的文官运作下，变成了只有权利没有责任的状况。

士绅们拿走了好处，所有的义务和责任都由平民承担，这就导致了极为恶性的循环，在赵进夺得天下之前，这种恶性循环已经快要摧毁明帝国的基础，并且导致全盘的崩溃，将士绅阶层看成统治的同伴和同盟军，却导致了这等恶果，这个教训谁都会看得很明白。

明帝国的军事阶层也是个笑话，过二百年的历史中，闪亮的将星寥寥无几，各处的驻屯军和世袭军官们变成了寄生在体制上的蛀虫，他们对于军事一窍不通，却成了侵吞军田的地主，这样的阶层和士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只吸取利益，不创造价值，不负担责任的废物。

无论文武都依靠不上，皇室依仗为伙伴的阶层本质上却是统治的摧毁者，明帝国的结局可想而知，在这个恶性循环下被不断压榨摧残的平民百姓，活得无比凄惨，被迫从自己的家乡离开流浪，破产破家，无处可去的民众在明帝国有个官方的称呼“流民”，官方对“流民”的态度很冷酷，往往是驱赶和置之不理，甚至会武装剿杀。

流民的组成中有很多是贫苦阶层，他们对税赋的变动和自然灾害没有任何的抵抗力，但也有很多自耕农，他们的抵抗力不比前者强太多，他们的土地和家产也是当地豪强的侵吞对象，讽刺的是，如果税赋变动和自然灾害加剧，中小地主也会破产破家，在这一阶层中，就有士绅，卫所的军户，也就是明帝国的军方农奴同样是流民的组成部分。

有了知识阶层和军事人员的加入，对体制充满了怨气的流民团队往往会成为威力巨大的破坏者，更不要说，在大明处处都有居心叵测的邪教存在。

从赵进拿起武器到他统一天下，亲身参与大部分战斗和战争的敌人都是流民和邪教团体，等到赵进的团体强大之后，很多战斗已经不用他参与了……

众所周知的是，赵进的第二皇后木淑兰女士是闻香教，也被称为华夏正教教会的圣女，类似于教皇和大牧首的地位，现在的闻香教在教义上和佛教道教区别不大，而组织体系上很接近耶稣教会却更加先进，如今闻香教的教义随着大汉帝国的征服传播各处，且光明正大，但在明帝国时候，却是一个为了敛财和实现野心家目的的标准邪教，但这个邪教几次大的行动都是被赵进破坏毁掉。

我们不是要谈赵进和闻香教的纠缠，而是要阐述一个更大的话题，赵进在这一次次牵扯流民的战斗中壮大起来，之所以牵扯流民，因为每一次大的流民暴动背后总有邪教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