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是千百年来只知圣贤典籍的国人闻所未闻的：物理学，化学、力学、植物学、农学、工程学、数学、地理学等等。看看京师大学堂的课程设计吧：政治总义，大清会典要义，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东西各国法制比较，国家财政学，各国行政机关学，各国土地民物统计学，警察监狱学，各国近世外交史，各国理财学术史，教育学，交涉法，法律学原理，各国政治史，各国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各国刑法总论……

当局注意到了与世界的接轨，却没有想到当学生们接触到这些知识后，会产生何种后果。

国内的教育如此，派遣学生留洋更是如火如荼。辛丑年后，朝廷鼓励游学，著名总督，清流领袖张之洞都将儿子自费送到了美国，连《纽约时报》都做了报道。国内一时间出现了留学热，以留学日本最为常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有一种令中国人痴迷的清新空气，留学生以为看到了新世界，连梁启超都撰文说，“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瞧瞧吧，保皇党的领袖在日本是何种感觉？

新式教育办的轰轰烈烈，几乎成了新政的代名词。但清廷没想到的是新式教育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给自己找了掘墓人。学潮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在官僚们看来，那帮学生火气太大，昔日的师道尊严被摧毁了，学生们变得桀骜难驯。南洋公学数百学生因为一件小事竟然集体退学，那件事不过是教习禁止学生阅读报刊而已。

教育是一方面，舆论的开放也是新政的标志之一。两年来，各地的报刊如同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让大清国的知识分子们不知所措。阅读报纸成为极时髦的举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似乎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百姓只要肯读报纸，民智即可开启。

报纸上刊登的消息更是五花八门，由鼓吹旅游的，还有公开征婚的。这些都不算，更多的报纸涉足了政治，对大清朝充满了批评，比如鼓励剪发易服的，简直就是造反嘛。

《苏报》案的审理，为清廷敲响了警钟，让清廷意识到了报纸的威力。当一些别有用心的知识分子（如章炳麟之流）找到了一个用武的平台——媒体后，作用之大简直出乎清廷的最坏考虑。

新式大学堂的设立，报纸的兴起还算是精神领域的东西，物质领域的变化也蛮大。有线电报的普及，沟通了中枢与各省的联系。使得重要的消息马上便可以传过来。而各种奇技淫巧的东西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带给人们生活方便的同时也改变着人们的思维，即使是守旧势力最为强大的京师，来自鲁南两大实业集团的新鲜玩意儿——从服装到交通工具，从西药到电灯，强力冲击着京师的生活。

最后一点就是军制改革了。这是新政的核心，也是新政最为敏感的东西。

慈禧对于军制改革持慎重的态度，特别是她最为倚重信任的荣禄病重之后，这项工作事实上进展很慢。

但局势的变化却由不得慈禧持重。

问题来自东北。按照协议，借拳匪之乱占领东北全境的俄军第二期撤军期满，应当撤出奉天北部及吉林全省了。但赖在东北不愿意走的老毛子借口日本人在朝鲜一侧放火烧林，援引“无他国牵制”的条款拒绝撤军。俄国驻华代办普兰森向清政府提出七条照会，要求东北境内不得开商埠，各国不得设领事，清廷不能满足，俄军就不会撤离。

清廷自然不能答应俄国人蛮横无理的要求，即使清廷想屈服，英、日、德等国也不会答应。所以，俄国人就死皮赖脸地赖在东北不走，他们算是看清了，仅靠清廷的那点武力，拿自己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俄国人独霸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也昭示着李鸿章当初以俄制夷的外交路线彻底失败。事实证明，近五十年来，大清朝对外吃亏最大的不是日本人，更不是英法，而是自己的北部邻居。如果老毛子赖着不走，祖宗的陵寝之地该如何自处？割让整个东北给俄国吗？

1903年上半年，朝廷外交上最大的难题就是东北。由此引发了政治和军事两方面的深刻变化。

先说政治。东北因为地理和政治的特殊性，与关内的治理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设督抚而是靠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将军管理的。文治不修也就罢了，武备松弛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东北地处国防一线，满清所谓的国防武力，别说对付入侵的俄军，便是满地的胡子也没什么好办法了。这种情况下，提出在东北改革祖制，设立督抚的呼声日高，其出发点是先理民政，后办军事。将东北的财赋打理顺当了，整顿武备就有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