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美英方面又相继爆发了革命！这对已经取得战争胜利的大明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消息。革命意味着这两个被大明打败的国家被“清盘重组”了。而且现在发生的革命还不是单纯的共和革命，而是由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社会革命！

济世大学毕业，对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了如指掌的潘祖荫，当然知道这种社会革命将会给美英两国的社会、政治形态带去多大的变化和震荡，更清楚这种革命一旦传染开来，会对整个白人世界带来多大的变乱，会给大中华帝国带来多大的威胁——他可是知道“世界革命”这个词儿的，一旦社会革命席卷西方，很有可能会缔造出一个无比庞大的西方社会主义阵营……

而且，他还深深担心这种社会革命的思潮会在将来什么时候传播到大中华帝国……

“潘卿。”

“臣在。”

只是在御前会议上，潘祖荫将自己的担忧深深的掩藏起来，表露在外的，还是一名处变不惊、成竹在胸的内阁首辅的模样。

御座上的大明天子也是一副同样的表情，似乎从未将正在席卷欧美的赤潮放在心上，“晋冀鲁豫四省大旱已经有数月之久，秋收已经无望。今天四省又有十几分请求朝廷赈灾的奏章，不知潘卿看了没有？”

朱国雄首先提起了四省旱灾。这次的旱灾规模很大，几乎是20年来最大的一次——历史上的这场大旱灾会一直持续到1879年，在满清山西巡抚曾国荃的奏章中留下了“赤地千里，山童川竭，树死土焦”和“夏秋不收，宿麦未种，树皮草根食尽，父子相食，人死十之八九”等记载。

不过对现在的大明朝廷来说，这样的大灾却根本不是什么问题，甚至还是好事情。

潘祖荫道：“自复兴以来，赈灾多用移民之法。四省富裕之农，户户皆有数年之积粟，无需朝廷赈济，只需免除宣武元年田赋即可，而小户贫农之家，守十余亩单薄之田，本就难以维持，如今正好补贴川资，助其移民。”

经过二十多年不间断的鼓励移民和城市化政策，如今大明本土的人口分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总人口接近6亿，但是汉地18省的人口却不到41亿了，其中还有超过13亿人生活在城市或城镇之中。汉地的城市（镇）化率已经接近了32％。

而另外的19亿大明公民，则迁居到了东北六省，兰芳四省，交州二省，西域五省（北疆、南疆、七河、青海、西藏），南北蒙古六省和西伯利亚省、海峡省、夏威夷省等地去了，还有一些居住到了大明之外的中华诸国。

其中又以东北六省人口最多，截止光复29年，已经超过了9000万，其次是兰芳和交州的六个省，人口也超过了3500万。南北蒙古六省的人口加起来约有1800万，西域五省的人口之合超过1700万，西伯利亚、海峡省和夏威夷三地的人口总和也超过了500万。

另外，还有近2500万大明公民生活在大明以外的大中华诸国。大中华诸国的公民一直拥有自由迁移的权力，国籍也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进行转换。但是更换国籍却涉及到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土地分配和兵役。于是就有不少从事工商业或担任教师的大明公民以侨民的身份在大中华诸国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免费的土地和住房去承担兵役的，而且也不是每个大中华诸国都有那么多富裕的土地可以分配的。此外，目前居住在澳大利亚和原先南洋诸岛的几百万大明公民也没有更换他们的国籍。

而在持续不断的人口外迁和城市化的双重作用之下，大明汉地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也比30年前增加了不少，达到了人均43亩左右。因此贫下中农的标准也相应在提高。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晋冀鲁豫四省，五口之农户，自有土地不超过15亩的都算是贫农。拥有土地在15亩到50亩之间的算是中农。拥有土地50亩到100亩的才算是富农。有田百亩以上的是农场主。至于传统靠出租土地牟利的地主和租用小块土地以聊生的佃农，几乎已经绝迹。

不过人均耕地较多并不等于大明农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由于东北、西域、蒙古、交州、暹罗、婆罗洲甚至是东华、西华农牧业的大开发和汉地“百亩农场”的兴起，大明汉地的粮食价格一直处于低位，而且还时不时来场天灾。对于经营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差，成本又高的小农而言，破产失地只是早晚的事情——这样的事情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朱济世侵略扩张政策的一个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