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千年以来的集权体制的精髓其实不是让君王变得英明强大，而是让君王之下的人都变成弱者！如果“五华诸夏”都走这样的路子，最后不过是一堆随便让白人欺负的弱国而已！

因而，五华诸夏只是朱济世对未来安排的一部分。而一个可以让五华诸夏摆脱自残周期律的制度，才是最关键的东西！

在朱济世即将动身去北美坐镇之前的这段时间，他就不止一次将左宗棠和皇太子朱国雄唤到温泉宫议论此事。

对于朱皇帝的问题，左宗棠侧头想了想，道：“古时候的法家曾经有个说法：王在法下，举国为公，法出无二，行独一法。”旋又苦笑着摇头，“道理说起来容易，想要做到是很难的。其实儒家的礼法何尝不想使君君臣臣各安本分？目的是一样的，可是实行起来却是走上一味求弱的路子了。想来用法家的这一套办法，也培养不出多少圣君贤王的。”

左宗棠在朱济世面前说话向来随便，他是大明复国的头号功臣，但又是摇羽毛扇子的文臣，从来没有染指过兵权。朱济世对他只有放心没有疑心，而且他现在又是挂名的顾问大臣，半隐退的人物。说什么都不会触怒朱济世这个气度宽阔的皇帝老子的。

朱济世心想，的确很难。大权在握的时候，谁愿意被法律约束？等到敌人冲进宫里了，才知道有部《宪法》想拿来当护身符已经晚了。不过，人家是革命者，只要能够实现理想是不会在乎身家性命和子孙后代的。这个道理，那个叫涅恰耶夫的俄国人已经在《革命者教义问答》里面说清楚了。可是自己……终究是走不出这一步，一百多个子女，将来还会有更多的孙子孙女，怎么能不为他们着想？一味求弱，把他们当成猪养就是等着别人来宰啊！

“父皇，西人倒是有王在法下的，他们的宪政制度就是讲求约束君主权力。”朱国雄插话道，“如今我大明似乎也在走这样的路子……”

他的眉头已经拧起来了，对于西方的那一套法治思想和约束君权的法律，他的感情是最复杂不过的。因为他自己就是未来的大明君王，一方面他希望大明的法律制度能保障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不想被法律过多捆住手脚。还真是矛盾得很啊。

听儿子这么说，朱济世点点头道：“某些西人国家的宪政是实现了王在法下，不过他们宪政的基础，其实还是国内各派势力的平衡，他们的君王不是独大的。”

这一点，朱济世初到这个时代的时候并不知道。那时他只知道宪政是错的，宪法是统治集团用来糊弄老百姓的。而他将宪法宪政引入中国的目的，也不是为了约束自己，恰恰相反是为了增强自己的权威。利用议会和立宪把当时还处于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引入政坛，让他们代表民意抗衡和监督把持话语权的士绅阶级。

不过在当权30年后，朱济世算是真正了解到西方法治的精髓了。西方的法治其实不是王在法下，也不是什么契约精神，而是王权始终不能独大，受到诸如贵族、神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甚至是其他国家的制约。大家斗来斗去也分不出高下，所以才会折腾出宪政怎么个制度，将各种制衡的因素变为法律，使得这些国家内部的斗争可以有些条条框框。

而在实际发展过程中，对君主权力制约较多的国家也未必比君主权力至高无上的国家更强大。典型的就是实行贵族民主的波兰共和国被君主权力较大的沙俄瓜分了好几回——当然，沙俄的君主集权的背后，则是欧洲最血腥的宫廷政治。彼得大帝的子孙已经因为宫廷斗争而断绝，现在统治俄国的是他的女儿安娜·彼得罗芙娜的后代。而且安娜·彼得罗芙娜的儿子彼得三世还有彼得三世的儿子保罗一世都死于宫廷政变，保罗一世的儿子亚历山大一世也不明不白的死去或失踪。这样的情况，在那些“王在法下”的君主国家是不可能出现的。

如果俄罗斯不是发生了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而是像中国一样在君主集权的道路上再发展个几百年，铁定也会演变出一个自残自弱的君主制——就像土耳其帝国的奥斯曼王朝还中国的封建王朝一样。每一代君主都会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安全消灭或是圈养自己的兄弟甚至是儿子……即使那些能从众多兄弟当中靠不择手段杀出一条血路的“明君”，也不可能带来整个国家和民族真正图强，因为一个自残而弱的皇室和权贵集团，是根本没有办法统治一群虎狼之民的。必须要愚民、弱民。

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封建王朝实在是君主专制的极致了。已经发展到了“求弱苟且”的地步！路，已经完全走到了尽头。

实际上，朱济世复明以来所走的就是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新路。

“王在法下的宪政路子，现在看起来是对的。”朱济世很有些无奈。宪政的对错，后世已经有了公论。但是朱济世却是个私心颇重之人，是不肯为了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而牺牲家族和子孙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