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老头子的瞎说八道，翁同龢自然心急如焚，不过朱皇帝却似乎并不介意，还在那里和翁老头子聊得起劲。就在这时，纷纷嚷嚷的声音由远及近传了过来，乱哄哄的一大群农人从村子外面涌了过来。

女扮男装守在一旁的千叶佐那子刚想给暗中警卫的御前侍卫下命令，就听见有人在高喊：“走，走，去找翁大老爷评评理！”

马上有人应道：“评理就评理，我就不信翁大老爷会向着你们这些穷棒子！”

原来是有人找翁同龢他爹评理的。现在毕竟是1856年而不是1956年，士绅在乡村的统治虽然因为朱皇帝的科举改革和官府下乡而出现了极大的动摇。但是动摇并不是崩溃，绅权在汉地十八省的大部分农村依旧可以和王法并列，在很多情况下，乡村的各种民事纠纷是不去官府解决，而是由乡绅领袖裁决的。

朱皇帝也想看看这翁心存是如何裁断乡里纠纷，于是轻轻举起右手挥了挥，佐那子轻轻点了下头，然后又快步走到朱济世身旁，警惕地看着涌进村子的几十个短衫农人和几个长衫的汉子。

翁心存捋着白胡子，冲朱济世点点头，“罗先生，容老夫先料理一下乡间的琐事。”

“老先生您忙吧。”朱济世笑了笑，就和佐那子一块儿靠边上站好。几个打扮成农夫或是书生的侍卫也悄悄围了上来，把朱皇帝护在中间。

翁心存认得来人，指着那些长衫汉子中的一人穿绸缎袍子的胖子，叹口气道：“于九智，怎么又是你？你好歹也是个诗礼传家的读书人，怎么尽干些为富不仁的勾当？”

那个叫于九智的胖子约莫三十几岁，一身的肥肉走路都在抖，面相倒是和善，白白胖胖不像恶人，听到翁心存的质问，先是俯身一礼，然后才道：“邃庵先生教训的是，晚生所为，的确有辱门风。可是晚生也不想如此，谁让晚生痴长了几岁，不能参加科举，只好在乡从事经营了。既然晚生已然当了商人，自然难免在商言商了……”说着话他一指对面的短衫汉，“这些人都是晚生家中的佃户，一共租了晚生130亩水浇地。现在晚生想要涨一倍的租子或者把田收回来自己经营。晚生已经计算过了，这130亩水浇地只要好生整顿一下，再买些耕牛农具，再雇工经营，所获利润可以比租给佃户多五成……”

翁老头子连连摇头：“怎么就想着钱呢？那么多年的圣贤书都白念了？九智啊，难道你读书就是为了做官，就没有学到一点做人的道理么？”

那胖子冲老头子拜了拜，道：“邃庵先生，晚生其实也是为这些佃户好，他们留在常熟乡下，过得是吃不饱，饿不死的日子，永远也不会翻身的。还不如早点离了家乡，无论去东北，去西北，还是下南洋，就算是去上海做工，也比现在强啊……”

原来又是个超龄不能考科举而改行当资本家的！朱济世一听这胖子的话，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成。

在后世，朱济世只知道地主什么的最坏了，个个都是万恶不赦，没有一个好东西——当然，生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地主例外，反正朱济世看过的伟人传记和自传里面是没有哪一位的老爹的坏地主。

不过到了这个时空，当了大明地主资本家的总头目以后，朱济世也知道地主这种生物，也是有好有坏的。基本上，朱皇帝认识的地主，对待佃户都是不错的，不管是左宗棠、罗泽南、李鸿章，还是这位翁心存，还有朱大皇帝自己，都是顶好的好地主。没有谁会去当黄世仁、周扒皮。但是，就如前文所述，这种不大在乎土地收益的官僚地主，并不是农业土地市场的正常参与者，也不是一个合格的经营管理者，土地在他们手中是无法产生最大收益的。

而黄世仁、周扒皮们，虽然邪恶，但却是一个正常的经营者，土地在他们手中，是可以产生最大效益的……而在私有制下，生产经营的过程，就是产生剥削，产生压迫，产生罪恶，当然也是产生财富的过程。

和朱皇帝一块儿出来体察民情的某位革命导师，这会儿也在做着深刻的思考。在他后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是这样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