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原来并没有想过要做官从政，更没有想到中国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和他们一起来到香港岛，因为考不上济世大学，甚至连入读正版济世书院的资格都没有，只能去鸭脷洲分校结果被朱济世裹挟上造反道路的学生，现在还活着的全都成了贵族军官！最小的也是少校男爵，有些人甚至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将军了！而他们这些真正的精英，却还只是普普通通的大学毕业生，说没有一点失落是不可能的。

这一批的华人大学毕业生因为是朱大皇帝出钱培养的，没有交过一分钱学费，连衣食住行都让朱济世包了。所以在入学的时候都签了契约，毕业后要为朱济世服务最少5年！现在皇帝陛下已经亲自给他们每一个人安排好了工作——都是包分配的，而且由国家一把手亲自过问！实在是够牛逼了。可是大家还是有些小小的失望，拿到毕业分配通知单后，就聚集在这片沙滩上议论纷纷起来。

“我是学工学的，见习是在南洋行的香港造船厂，这次分配到南洋行的广州造船厂的蒸汽机分厂当见习工程师。薪水倒不错，每个月拿300块银元，转了正式工程师后还要翻倍，也算不错了，可惜不是入仕途。你们知道吗，当年我来考济世大学的路上遇到过左宗棠，他当时也就是个落魄书生，现在都是相爷了……”

“入仕途有什么好的？一个八九品的小官，每月就十几块银元的俸禄，就是比功名也不如我们啊。我们都是举人功名，我黄宽这次是去应天济世大学当讲师兼任附属医院的外科医生，薪水有350块，说不定还能常常见到皇上呢！”

“要说分得好还得是容达萌，应天皇城公学副校长……搁在前朝就是上书房总师傅啊！将来太子殿下，几位王爷还有满应天达官显贵的公子都是他的学生，比我这个香港济世书院副校长可强太多了……”

“为什么总想要当官呢？就是当到丞相又怎么样？如果没有勋田，不过就是一年万把块的俸禄，比起洋行工程师也强不到哪里，如果能当上洋行大班，怎么都有几万一年吧？听说汇丰行的汤大班年薪十几万啊！我唐廷枢就是要当第二个汤大班。”

“当什么洋行大班，我冯子铭的人生目标就是自己开工厂当老板……那些洋人能生产的东西，咱们中国人也能生产！还能比他们做得更好！咱们的皇上不就是这样发家的？我打算先在兰芳行干上5年，就当是学做生意，再攒点本钱，5年后就自己做……你们谁有兴趣和我一起干？”

“做生意我是没有兴趣的！咱们这一代青年该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我们不从政谁去从政？难道靠那些读八股文章的酸秀才吗？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脑子大家还不知道？如果国家一直由他们来管，早晚会走上前朝败亡的老路……而且君主独裁专制制度在欧洲和美国已经被证明是落后了，现在欧美的先进国家无不是行议会宪政，走天下为公的路线，可是我们的宪法还是钦定，立宪议会只是个花瓶，咱们这个国，还是一家一姓的私产！”

话说得正热闹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冒出来说了这么一番大逆不道的话，说得还是这么理直气壮，所有人都住了口，定定地看着说话的那个人。那人却豪不在意，气定神闲的。他身材魁梧，长着个面团团脸，五官倒还端正，并不是济世大学一期的毕业生，而是刚刚考入济世大学法学系预科的新生胡振国。这个人据他自己说是游历过欧洲、美国的华侨富商子弟，平日出手也极是大方，为人好交朋友，喜欢谈论政治，成立了一个名叫“宪政研究会”的组织。还是香港济世大学内部刊物的《青年》上发表了几篇鼓吹共和的文章，因而名声大噪。被几个洋人教授认为是中国未来之政治新星，不过济世一期的毕业生对他都不怎么待见——他们这些毕业生一出校园都有三百到五百银元的薪水，就是拿上千元也不过几年里面的事情，谁吃饱撑的去造反？

嗡嗡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咱们大明自有国情，几千年都是家天下的路子，上上下下早就习惯了，如果想要一下子搞什么共和保管要乱了规矩，到时候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就是，现在寰球之内实行宪政开议会的国家不过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荷兰、比利时还有大明等寥寥几国而已。如胡君所说的天下为公之国真的存在吗？我可是听说法兰西的路易·拿破仑正准备要做皇帝，美利坚国内还有奴隶呢！”

“对！天下为公只是空想，人人为私才是现实。如果让胡兄当了大统领，没准就要做中国的路易·拿破仑了！依我看，咱们大明的宪政议会搞得已经有模有样了，没有必要再进行政治上的变革，当务之急一是大办新式教育；二是发展工商业，以增强国本；三是开拓东北、漠北、西北和南洋，以缓解内地人多地少之困局。这些现在都已经在做了，国家更是蒸蒸日上，我等同学大展宏图只在来日……”

议论到后来，这些济世大学一期的毕业生们都变成了朱大皇帝的拥护者，也没有人再理睬那位胡振国的言论了。归根结底，现在的中国在朱明的领导下并没有沦为殖民地的风险，国际上也算一号列强，资本主义经济又欣欣向荣，这些青年学子个人前途也是一片大好，自然没有心忧天下的想法了。

第542章 天下兴亡，士大夫有责

朱济世自然不知道中国共和运动的萌芽已经在他一手创立的香港济世大学里面出现了。现在他办理完了东北开发股份公司的成立事宜，又将招募移民组建集体农庄的事情交给了兼任殖民部长的郑洪和殖民部顾问恩格斯。对后者而言，参与到中国东北农业集体化建设的工作中来，可是一次难得的对某主义的实践，怎么可以错过呢？他甚至还写信给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此人还是教育家、企业家、现代人事管理之父），请他也到中国来参与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实验——按照恩大神的话说：社会主义是科学嘛，当然要先搞一下实验才行的……

在安排好了组建集体农庄的事情之后，朱济世的整个精力又扑到另一件事关国本的大事——国民教育上去了。朱济世是深深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无论在后世还是在这个时代，他本人的命运都是靠知识得以改观的。所以他向来把教育看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在他看来，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为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事情当中最重要也是最有意义的，无疑就是引入新式教育，并且建立起一个包括义务教育和精英教育相结合的近代教育体系。只有全体国民的素质和受教育水平得以提高到世界一流水平，中国才能长久屹立于世界列强之林。这个信念，从他一来到这个世界时起就已经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