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康王赵构是另一个强有力的争夺者，他既有赵桓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委任书，又有孟后的即位诏书，手续完备，都能得到各方的承认，得到了伪楚众臣的拥戴。而且手中还有近十万的军马，可其一直避战，盘踞在河北，山东一带，不肯救援汴京，让人侧目。

如今是两份诏书分别出自两个有立储之人的手，又分别送到了两个人手中，孟后虽说是废后但是在当时情况之下其所为也无可摘指，现在更严重的问题是两兄弟都手握重兵，如果为争皇位打起来对大宋就是雪上加霜。秦王这个暂不称帝，而让太后听政的做法确实是比较妥当，也是正确的做法，但是接下来如何做，可就要考验他这个百官之首的智慧了。

“太后，秦王所虑不假，此时由您听政最为妥当，但当务之急应是整合各种势力，皆以抗金为最要！”李纲思索良久说道。

“正是，前日范琼就欲发动兵变，幸发现及时才为酿成大祸！”郑红梅点头说道，不过也感欣慰，李纲是支持儿子的，这在将来的立秦还是立康中，将是大有裨益的……

李纲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恢复大宋。在宫中庭对之后，太后对他嘉勉有加，李纲也觉得自己得到了信任，可以大大的施展一番，经过深思熟虑后上了一份奏疏，他以为今日要战，力量也是不足，所以决不可议和，不如以守为国策，等待政治修明，士气重振，再议大举。

其后又提出议巡幸、议僭逆、议伪命、议战、议守、议本政、议责成、议修德等策，每条李纲都准备了一个解释性的札子，把前因后果更加深入地说明，这也可以说是他的施政纲领。

郑红梅看过，除议巡行扣住外皆交群臣议定后施行。李纲心中大慰，巡行是他以为汴京暂时不可居，则以巡行各地的名义躲避金军兵锋，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可先去长安，再去襄阳，最后去建康。现在太后扣住不发正显示其不畏，与国共存的决心。

李纲认为若要恢复中原，就首先要打掉朝中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如果整个朝廷中官员遇敌则降不肯抵抗，且事后高官照做，不受惩罚，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所以当前必须惩治叛变行为，就是为了以后的中兴，以便今后整个国家能为光复大宋做准备！

靖康之后，大宋从上到下、从朝堂到民间，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灰心丧气者有之，茫然无措者有之，急于恢复者有之。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内部游兵散勇和“盗贼”到处作乱。国家根基非常脆弱，不要说恢复失地，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

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就是告诉人们：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不能丧气，也不能急躁。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

李纲首先向太后上奏称：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临难不能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建号，南面为帝。其后不得已才奉迎，应被视为首恶。金人当初欲废赵氏，立张邦昌，让吴开、莫俦两个人传达旨意，两人为此来回奔走，京师人谓之‘长腿鬼’；王时雍、徐秉哲奉金人之命，追捕宗室皇亲，令居民结保，不许藏匿。抓到宗室之后，用衣襟相互栓住，如囚徒一般。其后，又逼迫太上皇、太子、后妃、亲王出城，冷酷无情。后又受伪命为执政。这四个人，当为罪首！

靖康之祸时，国有大故，鲜有死节之士，士大夫鲜廉寡耻，不知君臣之义，视两宫播迁如路人一般，反而是奉贼旨、受伪官者不可胜数，这些人也必须得到惩处，此项工作在太后进京听政后已经展开，李纲就以此入手，接手朝政，调整朝廷官员。

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本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可是却有人提出现在朝廷刚刚恢复，到处都要用人，如今把这些人都予以惩处，岂不无人办事了。而对张邦昌被定为首恶也有不同声音。

说其虽名为‘皇帝’，但出于不得已，而登基后基本还算是守着臣子的规矩，他不坐殿，不受朝拜，在延康殿小轩会见百官。与执政官、侍从官商议事情时，大家都坐着谈话，言必称名。饮膳起居不用天子礼仪，只有遇到金国人来的时候才穿龙袍，而且更有人言若不是其主动退位开城，怎么能轻易恢复赵氏。

张邦昌问题，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却是振振有词。李纲在许景衡、陈过廷、宗泽一拨秦王僚属的支持下予以坚决反击，认为张邦昌他为虎作伥不知廉耻，无胆无识堪称软骨，他愚蒙短视附金称帝，乃是一个僭逆之臣。欲建中兴之业，当先正朝廷，因此必须严惩，明正典刑，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

一番争辩后，基本形成定论，但是击垮张邦昌的最后一颗子弹却是因为女人—淫乱后宫，栽在了女色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