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宋是应火德的，本是火克金的，可宋字中有木，金也是克木的，等迎春土牛迎入城中后，众人视之，宛然有洞痕于其间。这个时候本来就够衰的，却又出凶兆，而时人又都信这个，赵桓脸色自然不大好看，只能怪罪于天了。

本来军纪就得令出禁止，军令如山，有敢不遵者，杀无赦，以严明军纪国法。可大将被杀，赵桓君臣也是既不敢禁止，也不能根究穷治，最后竟是不了了之，未免让众军寒心。

更严重的问题是汴京城中的禁军经历了这些年的用兵之后，或死或伤或逃亡，或出戌其它地方。此时的京师中只有七万兵士，这个时候又把助防的百姓撤下城墙，顿时显得捉襟见肘，人手缺乏……

大过年的金军却不歇，赵桓也就不能歇，亲自巡城，犒劳守城将士，可随他巡城的宰相唐恪因为一贯主张议和，致使金军几乎毫无阻挡的到了城下，大家不敢把皇上怎么样，他这个执行者只能做了替罪羊，遭到百姓围攻。唐恪策马逃去，回家后闭门不出，学了当日的李邦彦上章自请罢职，随后又遭御史弹劾，两天后唐恪罢相，何栗任右相，吕好问任兵部尚书。

但唐恪的被罢并没能使民心安定，反而激起了大家‘反抗’之心，大过年的统领官王健又遭刚召募的民兵殴打，十几个使臣被杀，原因是这些民兵怀疑他们是奸细。殿帅王宗濋率兵弹压，斩数十人后才将局势控制住。

此时又有一个名叫司文政的教坊乐人，大概是被金兵的攻势吓破了胆，他伏阙上书，力陈不可再战，否则金兵一旦攻破东京，恐怕俯首称臣就来不及了，建议赵桓赶快投降。宰相何栗大怒，取了圣旨，将司文政那颗有毛病的脑袋砍了下来。

赵桓罢免了唐恪，又任命何粟为宰相，孙傅为同知枢密院事。可这对活宝是主战派，但是没有李纲的一半本事，酸臭文人书呆子，根本不通军事，根本指不上了。国难之时思良将，种师道死了、秦王升天了，可李纲还活着，于是赵桓又立即下诏：火速召李纲回京，重新起用。但李纲此时在数千里之外，一时之间是回不来的！

汴京这次被围，与上一次截然不同，在第一次的时候，汴京城里有李纲主持大局，城外有种师道率领的勤王兵马，围城的也只是金国的东路军；第二次，金国内乱，又有秦王赵柽将金军击退，没有让他们兵临城下。而这一次，金国两路大军同时赶到，李纲已经被贬出了朝廷，种师道也已经病故，秦王升天当神仙去了，朝中竟无可用之将！

东京城里的混乱让赵桓心乱如麻，为了国事很是操心上火，连日来为同大臣们讨论对策，侧席而坐，夙夜不眠，吃不想睡不好。可这又能怨谁呢？都说一朝君子一朝臣，赵桓上位数间年，除了耿南仲这棵常青树，宰执们走马灯似的换了数任，底下的大臣们更不知道换了几茬了，却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这使他不由心生疑窦，靠这些人真的能守住京城吗……

第七十八章 坚城难依

平心而论，赵桓虽然是个十分平庸软弱甚至是无能的皇帝，他的人事多变严格地说也是轻佻，只不过是道君的轻佻是个人喜恶所变化，而其是汤面耳朵，没有主见，听信小人话。但是他不荒淫，也不残暴，对大臣们很好，对百姓也好，还很勤政，所以很得士民的爱戴。

这个时候，宋廷的处境尽管十分艰难，但是不是就一定逃不开亡国的悲惨命运呢？其实也不一定。试想一下，即便是以太原一座新建的城池和城里的几千疲兵，也能对金军坚守长达九个月，汴京城防之坚固定然是全国之首：

宋与辽、西夏民族战争的频发和宋王朝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宋东京防御体系的直接成因。东京城地处中原，无山川险固可守，为了避免“石晋无备，契丹一举直陷京师”的历史悲剧重演，遂大力构筑城池，派驻禁军守卫，形成了“前有坚城，后有重兵”的完备的防御体系，对东京城防体系的构筑可谓处心积虑。

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灭北汉之后，为夺回燕云十六州之地而大举攻辽，然而在高梁河之战中败北。雍熙三年，宋军又在岐关、朔州之战中再度惨败。从此，宋太宗及其群臣对辽由进攻逐渐转为防御，出现了“来则御之，去则勿逐”的消极局面。

既然无望夺回幽云故地，也就失去了宋朝防御辽朝最重要的长城防线，华北门户完全对契丹铁骑洞开，出现了“燕蓟以南，平壤千里，无名山大川之阻，蕃汉共之”的态势。并且华北平原在军事上利于辽骑的驰骋，却使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处于劣势。这些不利因素，使京师开封客观上陷入“形势涣散，防维为难”的境地。于是，加强京师本身的防御功能势在必行。

元昊称帝，建立西夏。而宋与西夏的关系亦直接影响了宋东京城的防御。元昊建立西夏后，对宋发动了三次大的攻势而宋皆败。随后，元昊率军直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居民而去”，对宋朝西部边陲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并直接刺激了东京的防御营建。仁宗下旨将内、外二城同时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