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昭承：二十七岁；李宗仁：二十八岁；杨杰：三十岁。

如此年轻的组合，让人惊讶之余，也感觉到了担心。尽管之前刘昭承、杨森、王铭章都有过出色的战绩，但独立指挥一个军团能否同样出色，所有的人心里都没有底。

北洋方面，也很快感受到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气息，紧急调兵遣将，以应局势。

只是北洋方面怎么也都想不到，王恒岳要么不打，要打就是三路同时出兵，一举克定天下！

1919年5月3日，广州。

所有的市民在这一天都聚集到了广州的街头，大喇叭里静悄悄的，但每一个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喇叭之上。

很快，就将有重要宣言播出！

上午10点，南方国民政府大总统王恒岳的声音终于在喇叭中响起：

“巴黎和会的失败，是北洋政府的失败，更是中国的失败，这让苦难中的中国，更加的走想苦难、贫穷、落后！

中国人民的困苦到了今天，已经进入了一个极至。农人辛苦血汗一年，尽供兵匪之掠夺，苛捐杂税，不堪重负，一年辛苦，不得一顿饱饭，卖田卖牛，勉强存活，侥幸度日。至于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兵匪所过，村为废墟，老弱死于沟壑，壮年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犬，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

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性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虑，灾患一至，不免沦为流氓之列……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

各地军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孰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即不投降于军阀，即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则丧失大半矣。

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实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帝国主义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

迄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存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的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

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阋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不能一日安其生也。

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重，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

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名存实亡，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