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而在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随后张作霖到了天津，接着张怀芝也到了天津。在两人陆续到达后，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

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之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祺瑞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国璋公布施行。而冯国璋又一次拒绝盖印。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树铮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徐树铮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徐树铮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作霖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