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来看，后世各类思想都在华夏历史上有过萌芽，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的思想都能大大方方拿出来辩论。

即便是汉唐时期，对各类思想也非常的宽容，只是到了唐朝时期，儒家已经渐渐开始掌握道统。

那时候文人士大夫们开始讲究所谓的风骨，怼天怼地怼皇帝和权贵，这在唐朝之前是难以想象。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时的儒家士大夫们，已经默认自己掌握了一项巨大的权力。

在科举之后，文人和权贵已经不是同样的权力体系，而是一分为二，渐渐就演变为了政统和道统之分。

权贵背后就是政统，政统是最高的世俗权力。而文人背后则是道统，道统就是儒家那一套圣贤价值观，从尧舜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孟，再到儒家对个人克己复礼的要求，简而言之就是国家最高价值观的解释权。

翻阅历史就可以看到，唐之前的儒家，决计不敢教君主做事，而唐时期的儒家，已经喜欢拿古圣人要求今天子。

而且儒家士大夫们还是古代，唯一一个掌握了舆论批判的群体，他们可以大胆的喊出“权贵是粪土”，因为他们的一句评论，往往可以影响一个君主、一个贵族、一个官吏的风评。

就如宋朝一句“东华门外金榜题名，方是大丈夫所为”，就把武将们的最高追求封狼居胥，贬斥的一文不值。

等到了明朝，儒家士大夫动不动就将某一个群体打为奸佞，最后还陷入了内斗，明末党政，说到底就是对道统的争夺。

甚至道统和政统，在明朝一直都处于一种相争的阶段，而政统背后其实也是皇权。

颜政读过马哲，自然稍一分析，就能大概了解明代的政治生态。

他看到邱睿才献上的《宪法论》后，起先是想批注一个“已阅，狗屁不通”！

可细细想来后，又觉得此举是有价值的！

因为《宪法论》中，在不断的将宪法精神同儒家经义结合起来，隐隐有批判现在儒教禁锢人心的倾向。

总的来说，这书并不出奇，很多地方都是重新阐述了一遍宪法精神，只不过加入了一些儒家经义的注释，使得整个理论不似无根之萍，不似平白无故冒出来的。

颜政考虑了一会，对邱睿才说:“去把献书的人叫来吧！”

邱睿才拘谨的站着，闻言一喜，立马就鞠躬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