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低温伴随寒潮袭来，许曼的嗓子一直都不舒服，和陈立潇提出早点回广东，正好还能给她爸爸庆生。陈立潇倒像是这辈子第一次听到广东这个地名，顶着碗里的面条，愣了好一会儿，说：“看公司里的事办没办完吧。”

“又不是制造业，年关还要收账，我看这一屋子人大半都巴不得你小年夜就放假。”说话的当口，许曼已经刷了一遍航班信息，把手机递给他，“周五这班不错，就是早了点，七点前就得从家里出发；周四晚上更合适。”

“周四吧。”

她噼里啪啦订好了航班，又开始给家里打电话，边聊边往包里收拾东西，说着说着就把手机塞到他耳边：“我妈要跟你说话。”

许母的老家在汕头，讲粤语时总带口音，速度又快，陈立潇总要放下手头的事全神贯注，才能确保自己跟得上节奏；可问题也无非是这一套：几号回家？机票买了没有？要不要我们去接你们？婚纱在上海拍还是广州拍？过年的时候叫你爸爸妈妈也来我们家吃顿饭吧？他一一应和，彬彬有礼，不动声色地结束掉这场无休止的对话，把手机还给许曼。

许曼饶有兴致地看着他：“你变了。”

他心里一跳。“什么？”

“以前我妈给你打电话，你都毫无招架之力。”她笑起来，“你记得么？大学的时候每次我妈要跟你说话，我都不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终止她的唠叨。”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确实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许曼心想。

在上班堵车的间隙中，或是洗澡淋浴的十分钟里，又或者是叠衣服收拾行李时，她利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反复地琢磨着饭桌上陈立潇听她提起回家时的表情：起初是恍惚，接着就迅速变成不情不愿，又因为礼貌和教养而努力忍耐着，不想被她发觉。

一件事情突然从记忆深处蹦了出来：时间节点是在去年春天，她临时回国，来公司找他。他正带着一帮人封闭开发，小小的会议室里拥挤不堪，空气中透着一种体力和智力双重透支的紧张感。他坐在最里面，旁边挤着陈嘉策因缺乏睡眠而蜡黄的脸，两个人不知道在说什么，剑拔弩张的。陈嘉策战略性地拉开距离，轻声问：我说得对吗，就应该这么干，你也知道的。他沉默了好一会儿，点了点头，很吝啬地挤出一点点赞许的神情，又被他迅速藏进严肃的细纹里。紧接着他抬起头，看见了玻璃门外的许曼。脸上那种细微的赞许和笑意顿时烟消云散，就是这个表情，那天早上在餐桌上的表情。

其实那时候他就已经看上陈嘉策了吧？他们之间有一种秘密的氛围，微妙地横跨了战友和爱人这两个身份，可惜当时她并没有这种洞察力和耐心，她满脑子想的都是：陈立潇和我，我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可他这样累，这样辛苦，我怎么能跟他开这个口啊？

最后她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

她大老远回来，就是为了说这一句话，给足了他缓冲余地，也留够了体面。她没有说我们分手吧，反正我们也各有各的乐子；也没有逼他非得怎么着，在结婚和分开之中二选一。她很礼貌地说：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吧。

“休息一段时间”，这个表述的真实含义非常暧昧，但陈立潇并没有对此提出任何异议。因此在之后的数月中，许曼心安理得地享受着自己的生活：工作，度假，去朋友家里吃饭，偶尔上高级餐厅约会：既然是假期，那就意味着可以打破界限、享受非日常的生活，恋爱的假期也不例外。

她的生活似乎一直停留在二十出头的那几年。自己能赚一点钱，只需要着眼于当下和未来一到两年内的生活，最多是明年要不要换个tea或换家公司、离职前需要把年假用掉的话可以去哪里玩。仿佛是青春期的延续，漫长、肆意、快活，如果没有意外，这样的人生还会继续下去，除非某一天起，她开始对此感到厌倦——直到去年秋天，家里打来电话告诉她：爸爸确诊了胰腺癌。

在结束通话的瞬间，许曼明白，自己的后青春期结束了。她不再是蹦蹦跳跳的年轻女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除了工作只需要考虑如何享乐；她年轻时共同狂欢玩乐的朋友们挨个离开，走进一夫一妻制、公寓楼或独栋学区房、省油环保的高级日本车、垃圾分类和割草机；她的家庭对她有所期待，父亲每天都在离死亡和衰老更近一步，最后的心愿是看到她安稳地步入人生的下一篇章——就像一本崭新的教科书，她一直努力逃避，可考试已经近在眼前，怎么着都得翻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