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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也闻言抿了抿嘴，随后回道：“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常规的训练外，应该增加实战训练，既在训练中，分成两军对抗的模式，以木棒、木棍等作为训练对战武器，演练两军对战的场面。”

“当然，这样一来训练中受伤肯定在所难免，不过训练时受伤，总比战时丢命要好。”

“此外，属下还以为，一味的训练很难成事，在训练中可以加入一些规模不大的战事，比如剿匪等任务可以交由新兵训练之用。”

听到这话，黎汉明对陶也倒是有些刮目相看了，把他这个提议再规划一下，就有“踏平朱日和，活捉满某志”红蓝对抗那味了。

朱日和就是红蓝对抗里面的蓝方，是红方的假想敌，对抗的时候蓝方设定是西方一流军事强敌，甚至可以被设定为装备是电影里才有的东西，为的是磨练红方，假如有一天真的有外星人来了，你打不打，打！那么你装备杠不过外星人怎么办？蓝军的设定就是这样，让红方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看过一些演习视频后，黎汉明甚至以为那就是在演习打外星人呢。

虽然现在红旗军的训练中没必要像后世那么激烈，不过实战对抗的演练倒是可以搞起来，不然一帮子没有实战经验的新兵上了战场，除非武器能占据绝对的优势，不然到时伤亡还是不会小。

见陶也说完后，宁培忠想了想也加了一句：“回大帅，属下以为，除了陶师长的提议，再有便是可以采取以老带新的方式，在战斗中练兵。”

黎汉明闻言点了点头，道：“我也不瞒你们，我目前的打算是在五年左右推翻满清，完成国内的战争，想来你们也有所了解，当今的天下早已不是仅仅指中华大地，国外还很大，还有很多的地盘需要我们去争取。”

“所以，今后新兵进新军营训练的机会恐怕不会太多了，更多的是以老带新，以战养战的方式训练、培养新兵，这点你们得做好准备。”

黎汉明早在训练新军时，就已经做了一个简易地球仪出来扩展新军的视野了。

在近代史上，地球仪是西方传教士以及国家使团急于向中国展示的事物，也是他们的技术象征物之一。

但是，不论在明清两朝，地球仪在中国一直反应冷淡，即使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研究中，也是备受忽视，偶尔在一些近代科技史中才会被提及。

与之相反，在欧洲，地球仪的诞生与改进，始终伴随着新时代的地理大发现、远洋航线调整和殖民地抢占等系列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它不仅是技术史上的进步，同时还有着深远的政治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用地球仪彰显权柄，拿破仑借地球仪自我加冕，地球仪作为政治野心和现实权力的象征在欧洲由来已久。

而在中国，从明末到清朝灭亡，地球仪历经一代代帝王，虽一度从珍玩上升到知识的层面，却始终没能引发任何的政治欲望和政治想象。

原因何在？不可否认，这跟地理知识自己的地方命运、时机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皇帝极其顽固的“天下中心观”。

事实上，在地球仪与政治的联盟中，西方传统由来有自。在我们常接触到的扑克牌中，梅花k的人像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右手捧着地球仪，象征着统治世界的野心。

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有幅著名的画像，除了颗颗如弹球大小的珍珠用以显示尊贵、奢华外，她的右手则按在地球仪上，以彰权柄。

与之类似，地球仪还以帝国王权的象征出现在了画家大卫的《拿破仑的加冕礼》中，当时拿破仑在法国已权倾一世，被不少人视为“独裁者”。为此，漫画家吉尔莱还发表了讽刺画《葡萄干布丁》，画中拿破仑正与英国首相在用刀叉分割地球仪。

与拿破仑差不多同时期的乾隆，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后世的美国清史学家欧立德就曾拿乾隆与拿破仑相较，并认为拿破仑要逊色得多，其中一大证据就是乾隆在位期间，“清军的行动遍及西北的草原、沙漠、险峻的喜马拉雅山脉，以及西南的烟瘴之地”，大清疆域因此扩大了三分之一。

确实，乾隆也非常得意于自己的十件战功，因此自称“十全老人”。但与拿破仑不同，乾隆的这十件战功几乎全是膝跳反射式的平叛活动，并没有明确的地理野心。

换言之，乾隆的雄心对照的完全是传统的帝王标准：明君盛世、长治久安。因此，面对英国使者呈送于前的地球仪，他也只当是奇巧珍玩而已。

相比乾隆朝的疆域，13世纪的蒙古帝国无疑还要大得多。来自游牧民族的成吉思汗、忽必烈相比其他中国皇帝，对地理有着天生的敏感。

其实早在1267年，在中国元朝就出现了最早的地球仪，是波斯人哲马鲁丁应忽必烈对西域星学者的征召，入华后制造的。

其制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其色绿，三分为土地，其色白。画江河湖海，脉络贯穿于其中。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员之广袤，道里之远近。

显然，与两百多年后西方产生的地球仪不同，哲马鲁丁的地球仪虽也是球体，但采用的仍是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并没有经纬定位系统。

而且，很快元朝的重心也开始由游牧转向农耕，地理知识很快被边缘化，天圆地方的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