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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萧钦之就来过这个书房了,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全,书架上存着几百卷书,别看数量多,实则就几部:《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诗经》。
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官,独尊儒术”开始,儒学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意味,东汉末年,政治败坏,礼崩乐坏,儒学反思开始盛行。等到了魏晋时代,政治环境极度恶化,司马氏一方面作为制度的破坏者,另一方面又想重拾儒学,重礼教,以期维护统治。
出于对儒学的否定,以及政治避险,隐逸之风盛行,《老庄》开始风靡,嵇康大手一挥,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王弼和何宴等人又对名教与自然进行了重新的解释与阐述,脱胎于老庄哲学的“玄学”就此诞生了。
“有”,“无”,“此二者同处而异名,同谓子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之名便是取自于此。
“玄学”的基础是《周易》,《老子》与《庄子》,统称为“玄学三经”,大概是每个读书人书桌上的必选工具书,就像后世学生书包里的《三年高考,五年模拟》,实乃居家旅行必备之选。
在这个“清谈”盛行的时代,士族高门之人张口闭口就是玄学,若是不懂,很难融入他们,更别说要耸壑昂霄,和被这个时代所接受。
《诗经》和《论语》,萧钦之前世在大学倒是接触过,不过也就粗略的看过,理解上乏善可陈,不尽人意,至于“玄学三经”,只闻其名号,从未见其人。
好在,原本的躲在小楼上的萧钦之足够用功,这几本书倒背如流,记忆融合后,现在的萧钦之完美继承了这个成果,倒是凭白省了不少的事。
余下的,便是知其文,会其意,以至灵活运用,可惜,没有何宴、王弼、向秀、郭象等人的注疏,还得想办法去寻。
萧钦之于青掾蒲席上起身,走到书桌前,随手抽出一卷书,是手抄的《外篇—秋水》:“夔怜蚿,蚿怜蛇,蛇怜风,风怜目,目怜心。”
半寸见方的汉隶体字,工工整整写满了一整张左伯纸,密集而不乱,间距控制得当,字体方整平正,学习的是东汉大家蔡邕的《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是汉隶成熟期中方整平正风格的典型代表,标准的古隶,用笔讲究方圆兼备,刚柔并济,端美雄健,雍容典雅,恢弘如宫堂庙宇。
而这卷书上的汉隶显然只得其表面,未深得要髓,下笔之力虚于浮表,未能深入字中,这就导致看起来不够雄浑,缺乏了雍容大气。
如果说魏晋时期,精通“玄学”是一个人的体面,那么写的一手字则是一个人的颜面,在这个书法大家横行的时代,如能有一手拿得出手的好字,会是极大的加分项。
当下,琅琊王氏的二王俱在;与王羲之书法齐名的谢安还在醉卧东山,携妓出游;河东卫氏,书法世家;索氏章草,“银钩虿尾”
在众多辉煌璀璨的书法大家中,当首推“书圣”王羲之,博采众家之长,融为一炉,独创一家,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皆有很高的造诣,永和九年的那一场“流觞曲水”,诞生出了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
而论及楷体,则不得不提一个关键的人物——钟繇,集楷体大成于一身,开启了一代新风,其所出《宣示表》由王导衣带过江,传于王羲之,而王羲之师于卫铄,卫铄师于钟繇,王羲之可谓深的钟繇书法正源。
恰巧萧钦之前世得益于老母亲的谆谆教导,兴趣班上过不少,其中独独钟爱书法班和竹笛班,以至于到了大学,还能拿出来装一手。
萧钦之首学的是颜体,临摹《麻姑仙坛记》,至大学时,已经初窥门径,下笔委婉转折,犹显磅礴,而且若是练好的颜体,至大成时,写起篆书、隶书必然毫无压力。
所谓:“千举万变,其道一也。”书法一道,亦是如此。
在稀少的资源面前,和众多的书体中,以及有限的天赋下,四处撒网,到处捕鱼不可取,萧钦之决定另辟蹊径,专攻楷体一道。
因此,萧钦之想从钟繇的《宣示表》入手,一来可溯其本源,二来可领会二王书法真谛,奈何昨天找了许久,却没有连《宣示表》的临摹本都没有。
相比较于士族门阀,寒门的教育资源真是匮乏稀缺,少年王羲之可直接对着原本《宣示表》临摹,而萧钦之连个粗制盗版都没有,高低悬殊巨大,不甚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