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知年简述自己的来因，梅齐告诉郁知年，他大学毕业后，考进了喜平县的县政府，在文化站上班。

喜平虽是个县，但由于交通闭塞，进出不便，最近才通车，民俗风情保留得很好，与三文也不甚相同。

郁知年听梅齐稍作介绍，觉得很感兴趣。

三文的民族志有人曾做过，但喜平没有，他又问了梅齐些问题，生出了去喜平做民族志的想法。

会上，郁知年听各文化站的人讲解着计划，心头跃跃欲试，和梅齐互留了联系方式，晚上便与导师通了个电话。

导师对他的想法很支持，郁知年挂下电话，即刻兴冲冲地筹划起来，着手写一份简单的调查计划，忘我地写到夜里十点多，他接到了杨恪的来电。

杨恪和他简述起诉案的情况，又问他在三文如何。

郁知年有了更感兴趣的新计划，心情振奋，与杨恪分享自己白天在文化馆的经历，以及梅齐口中喜平县的风土人情。

这天杨恪很给他捧场，郁知年不留神高兴得将一整天的事说完了，才发觉自己好像说得太多。

他安静下来，杨恪未觉察到他的变化，问：“你这个项目，打算做多久？”

“预计半年，”郁知年说，“但具体还得等我去了再看。”

杨恪“嗯”了一声，郁知年问他怎么了，他又说没事。

由于喜平的通讯不好，官方的档案储存不是很规范，历史文字资料缺乏，郁知年的计划先留在三文筹备，到七月中旬再去喜平。他一边找了些纸质的资料先行阅读，一边写了一份新的研究计划，还申请到了一些资金。

他在三文重遇了以前的几个同学，也获得了不少帮助，每天都过得充实。

杨恪早晚都会来电问候，由于杨恪的话不多，但又像很不愿意挂电话，最后只好都由郁知年来说。

时间慢慢流逝，郁知年也不知该如何定义他自己和杨恪的关系，只是人似乎变得安心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