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征阳把高飞从日本一起带回了上海。因为一个连“卒塔婆”都不知道的中国人，在日本冒充日本人，迟早会出事。随着日本国内大政翼赞会成立后，实行更加严厉的监视措施与管制措施，外国人在日本，更是日子艰难、可以说自由丧失殆尽、寸步难移了。因为连美国驻日大使福布斯（forbes）在日本的行动，也处处受到监视。

为安全起见，苏征阳为高飞办了通过在日本的英国银行具有安保保险业务性质的银箱托运，把高飞在日本这几年“辛苦所得”运回上海。两人分手时，预约了平时与紧急联络的方式。

苏征阳从日本回到上海，已是十一月底了。回来后的第三天，在经确认自己安全后，苏征阳发出了安全信号。第四天，给他下达秘密任务的上级打电话给他约吃西餐：在福州路，“老地方。”

老上海吃西餐，都会到福州路、福建路一带去挑馆子。“一枝香”在福州路的浙江路交界处地头，“大观楼”在福州路的福建中路，“岭南楼”呢，则在福州路山东路口。

但电话中两人所约的吃西餐之所“福州路的‘老地方’”其实并不在福州路上，而是在南京东路福建路。那家西餐馆的名字，并不像上面所说的几家带了中国本土化的名字，看不出是西餐馆子，而是一听就是带着洋味的名字：“巴利”西菜馆。

巴利西菜馆。巴利，谐音“巴黎”，法式菜为主。与霞飞路的红房子西菜馆，各有自己的特色菜。

“本来想在‘红房子’镐劳你。但‘红房子’那里，白俄与其他老外特别多，客人情况复杂，去的各种人中，难保会有人认出你。”

与苏征阳见面的上级，是“王先生”。

“王先生”，就姓王。他与苏征阳早在日本留学就认识，后来才知，他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上级。“王先生”在日本留学，先入东京同文书院，后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21年，在中共建党那年，“王先生”考入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学生，进行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

“王先生“回到中国后，曾在处于地下的江苏省委工作，后又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执行局担任职务。抗战爆发后，“王先生”来往于延安与上海之间，主要负责对日情报工。苏征阳是与他单线联系的地下特工与情报人员，受他直接领导执行任务。

王先生人很消瘦，留了日式的胡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斯文儒雅的知识分子。穿了格子呢料西装，打了一条酱红的领带。

两人订了一个有留声机播放的包厢，让服务生放上音乐，然后在音乐声中，用日语进行情报交流。

不认识两人的外人看来，还以为是两个日本人在这里用西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