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地方就有纷争，就有勾心斗角。大清国的内部也是如此。当节节胜利的时候，还犹自不显。可是一旦失败，各种矛盾就一起显露了出来。

阿济格的西路军和多铎的东路军一起驻扎在洛阳以后，手下的纷争就接连不断，从城防、到税收、又到军纪。几乎两路大军在每个地方都有一些摩擦。

表面的原因，是多铎的东路军率先围困的洛阳。之后阿济格的西路军兵败。从北面赶了过来，一起摘了洛阳的桃子。东路军下层多有不忿之语。

而深层次的原因，却是两军主将之间的矛盾。如果说阿济格和多铎只是兄弟间性格不合，导致互相看不顺眼的话。

那么西路军的智顺王尚可喜和东路军的恭顺王孔有德之间，可就算是血海深仇了。

在大清朝的汉人异姓王中，除了平西王之外，三顺王的名号可算是最大的了。这三人都是出自当年皮岛毛文龙将军的手下。然而千万不要以为他们彼此间亲近有加。

事实上他们的恩怨纠葛极深。简单的说就是尚可喜曾经杀了耿仲明的亲兄弟。而孔有德和耿仲明又在旅顺杀了尚可喜的妻妾家眷一百余口。

现在虽然同为大清国卖命，但是彼此间一旦有了机会，绝对是先除之而后快的。

多尔衮也深知他们几人之间的矛盾，所以派兵的时候，特意将尚可喜分为一路，孔有德和耿仲明分为一路。不让他们凑在一起，互相的拖累、构陷。

然而在命运的使然下，尚可喜和孔有德居然同驻在洛阳这座城内。只能说远在朝堂之上的多尔衮是万万想不到的了。

任何时代的军队都是一样，主将的意志会直接的体现在底层的士兵身上。多铎和阿济格互相看不顺眼，尚可喜和孔有德之间又是几百条人命的血海深仇。这下面士卒互相的摩擦，便不问可知。

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多尔衮的斥责旨意。

在东、西两路大军战败后，多铎和阿济格将自己战败的经过，详详细细的整理了一遍，快马送回北京，呈送到多尔衮的面前。

然后由于“玩家们”在这个时代的乱入，让整个战役的过程变得诡异而荒唐。

多尔衮可不是什么什么金丝雀，那是真正带兵打仗多年，具有无数战阵经验的统帅。第一眼看到这兄弟两人的战报，便认定这兄弟两人说了谎，一定是出于某种原因，推搪战败的责任。

于是借用顺治帝的名义，给两人分别下了圣旨。圣旨的口气极为严厉，内容总结起来就是八个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你们二人都是有罪的，并不是你们驻扎在洛阳，不返回朝廷就能逃脱了的。将来无论战局如何发展，你们都要回朝议罪，这是躲不过去的。

现在还有机会把事实的真相原原本本的说出来，朝廷还可以看在你们为国南征北战的份上，酌情减免。可是如果继续隐瞒实情，那么就别怪朝廷的法度严厉了。

当然多尔衮在不久之后，通过不断发回北京的情报，也大致摸清了多铎和阿济格的战报中，并没有太多欺瞒的成分。

然而身为上位者，追责的圣旨既然已经发出去了，也就只能这样了。这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毕竟不管怎么说，多铎和阿济格还是打了败仗的。

总不能再写一道圣旨。说之前责备你们是责备错了，是我多尔衮没有弄清真相，给你们赔礼道歉吧。

于是多尔衮这边没了下文，可是收到朝廷发回圣旨的多铎和阿济格却不这么想，他们看着圣旨上严厉的口气，几乎都能想到多尔衮有多么的震怒。

在国法面前，什么兄弟血脉恐怕也不是那么靠得住的。然而事情难办就难办在他们其实第一次给多尔衮的奏章中，其实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这可又怎么办才好呢？

这时跟在多铎身边的孔有德出了个主意，既然真话多尔衮不信，那就只能胡编了。

不过即使是胡编，也要有个章程方向。最后就由孔有德草拟，以多铎的身份写了一封陈情书。把锅全部甩在阿济格的身上。

如果朝廷非要追究战败的责任，那还是追究阿济格和尚可喜的吧。这叫死道友不死贫道。

如果论政治斗争，此刻还傻大憨粗的满人的确不如汉人玩得灵巧机变。

等陈情书写完之后，孔有德还多了个心眼。没敢走军中的情报传递系统。

毕竟这军中的关系复杂，谁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于是特地让多铎借用了新成立的粘杆处情报系统，来把奏章送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