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宝仍在医院，因无陪五天来无语只是隔着玻璃窗看到宝宝不到40秒，今天上午还可以再看到一次，希望宝宝早日恢复健康！谢谢大家对无语和小市民的支持。无语尽可能的恢复更新！谢谢大家。）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了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那些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讨而诛之的对象。他们最终也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的利益服务，并谋取一己的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均为常见，中国亦不例外，汉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汉们丧失国格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在台湾似乎一切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的散兵游勇的都正在被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之后，出于对汉、走狗的仇视，国内就有舆论要求政丶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

在台湾迎来光复之初，这种清洗运动就已经陆续开展起来，清洗的对象自然是那些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但是，这种的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人之多的汉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苟且偷生。

而即便是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同样对一些汉也是恨之入骨的，在台湾光复初，他们擅自杀死了上千名汉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以泄愤恨。渐渐地，这次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的报复行动，只要是曾经与日本人有过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

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丶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身为共和国总理的司马认为，汉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古的，是被迫的，这一点是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的。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的态度，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这种盲目的清洗运动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大法官成立起专门审判汉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的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的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这处两屋高的红砖洋楼的墙体依然可以看到的战争留下的痕迹，现在这座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了数千名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的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在楼顶上的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型山头后，依站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

这里之所以会如此戒备森严的原因非常简单，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之所以吸引如此众多的民众围观，只是因为今天的这场审判，这场审判从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的古家的未来均系于这一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看着紧闭的大门，围观的一些民众唱起了这首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着的歌曲，公道在人心，或许过去姓古的被的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的治警事件中曾他在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但是台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道诗讽刺他“古先荣比严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5月20上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

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的声音在八角楼内响起，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是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了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那种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台湾第一汉”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共和第一汉案”的审理。

在大陆对此案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但是在台湾民众之中，此案却形成了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出发，也纷纷呼吁中央应重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已能以前瞻的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之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 …… 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如此之类种种的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清洗运动”可能会随之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于在开庭前，多次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经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来验证这些数量惊人的证据（电 脑阅读 16 k )，这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国之罪，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