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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然，说来听听！”

翁同龢看着唐浩然问道，虽说已经年过六十，但他还是被唐浩然的一番话给吸引了，那日本的变法维新，到底有什么可以借鉴的地方？

先前他之所会为《日本变政考》所吸引，究其原因还是明治借维新之名，收权于中央，重树天皇之权，而这正是现在皇上所需要的，同样也是他需要的，皇上需要重树权威，而他需要借此夺李合肥之权，进而成就个人之功就。

至于什么洋务也好，变法也罢，维新也行不过只是工具罢了。

“过去日本之制，虽与我国大不同，但其大都效之我国，其本源却是近似，如日本与我国，千百年间，皆以农为本，国家财力大都源自地租，这与我国倒是近似，明治维新前，其年入地租不过200万元，合银两不过百四十万两而已，然其却占其举国财入之六成，这与我国是何等相似？”

“确实如此，我中国千百年来，皆以农为本，地税自然所占极重！”

作为户部尚书，翁同龢自然深知农税于朝廷之要，自然对唐浩然的话产生了兴趣，而实际上，这正是唐浩然所另辟的蹊径，既然在历史上如翁同龢之辈者，原本就无意变法维新，他们所需要的只是借变法维新行争权夺利罢了，所需要只是一个名义，那么自己就给他一理由，一个去变法维新的理由。

财力，自太平天国以来，这满清的财力一年比之一年紧张，以至不得不连年举洋债，在这种情况下，有什么比“开源”更吸引人，他们需要一个名义，自己需要的未尝不是一个名义。

“相爷可知，其实施地税改革8年后，其地税收入增加几何？”

望着翁同龢，看着那似老农般憨厚的面庞，唐浩然又岂不知这看似憨厚的背后隐藏着的心计，就连同李鸿章亦是避之不及，在提出这个问题时，却是借机在他的心里埋下一粒种子。

“其地税收入一跃增至四千余万元，较之明治初年，增加二十倍不止！”

唐浩然只让翁同龢倒吸一口凉气，地税收入增加二十倍，作为户部尚书的他如何不好奇，过去人家谈西洋之强，在于商业、在于工厂，谈什么无商不富、无工不强，可那都太远了，而现在日本的例子却就摆在他的眼前，人家可是靠着地税“富”了起来，若是大清国的地税也能增加二十倍，那这大清国又岂能不强？

于是翁同龢便看着唐浩然，急忙问道。